苍耳评论文章一篇

作者简介：苍耳，著名散文家、文艺评论家、随笔作家。现供职于安庆理工学院。安庆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散文集《纸人笔记》、文艺理论《陌生化理论》，长篇小说《舟城》等。

历史的血肉与岩壁上的凹凸像

――评长篇历史小说《宋末大变局》

世人所谓的历史有两种：一种是在特定时空框架中多维共时地发生、逻辑与无序交织的原生态事件流。另一种是史家或刀笔御史所撰写的对于上述历史的陈述与解释，称之“史册”（官方称为正史）更恰当。问题是，因年代久远、见证沉散，更因权力使然，史册往往代替历史，成为铁定的、唯一的，难以颠覆的。不过挑战依然存在，因为在历史与史册之间，仍有野史、方志、笔记和宗谱存在，仍有考古、微观史研究和历史小说存在。我将它们称作历史学领域中的“第三种力量”。

最近读作家张生全所著长篇历史小说《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引发笔者对历史小说的兴趣与思考。这部小说以南宋末年发生在四川的蒙宋交战的事件为主轴，以南宋朝廷和蒙古汗庭的权力阴斗以及府衙、山寨的拉锯式争夺为辐辏，绘制了一幅南宋末年多层面、多维度的激烈动荡的历史画卷，上至朝廷君臣、地方府尹和各路军头，下及黎庶百姓、理学家及太学生，以及土豪、霸主和山寨绿林等人物均活跃其间，将宋亡前的一段哀壮、诡谲、富于启示意义的横截面展示给读者，让人悲其所悲，怒其所怒，叹其所叹。

我以为，《宋末大变局》有意挖掘并寻绎历史被埋没的另一种可能，尽管这种可能性并未成为现实性，但揭蔽并正视这种可能性，将历史还原到它自身多维的生态中去，打破正史中的必然论或独断论，显示了历史小说写作的新高度。倘说历史有自身的尊严，那么这就是。长期以来，正史告诉我们，两宋一直是文强武弱，不堪一击，南宋偏安一隅，灭亡乃必然。《宋末大变局》择取的大背景，正是南宋战略空间被不断挤压，山河破碎、国势日衰、四面烽火的艰危关头；小背景则是蒙军改变进攻策略，从两淮、荆湖、四川三线进攻收缩为重点攻打四川，以图东进两湖，巴蜀频频告急。临危受命的余?担任四川制置使，针对蒙古铁骑的弱点，不拘兵书，与王坚、俞兴等名将一起，摸索出了山城筑垒防御体系，即弃平地老城，择山隘筑堡结寨，互为犄角，彼此声援，顽强抵抗，致使蒙军一筹莫展，第一次征宋战争僵持了十八年，蒙古大汗不得不撤军；而且在余?遇害后，巴蜀宋军仍以山城筑垒防御体系与敌缠斗、周旋，坚持抗蒙战争二十余年，甚至在宋亡了，没了皇帝和朝廷仍在抵抗。好的历史小说应在历史与史册之间撕开一道裂口，写出被掩埋的“另一个”，写出“原本如此”和“理当如此”，改变人们看待它的眼光和观念，叹息它还有另一走向。这才是“第三种力量”的魅力所在。

当然，历史小说的核心仍是写人，写人性，写人性的多样和多面。他不仅要唤醒历史中的人――那个特定场域中的生存者，而且还要唤醒史册中的那些假寐者，那些被刀笔御史牵线抖动的玩偶：醒来吧，伙计们，真正的表演开始了！在《宋末大变局》中，像姚因谋这种人，正史中是很难找到踪迹的。然而，在南宋末年内外强权的压榨下，这种无人格、无是非底线的奸滑人物却左右逢源，既得宠于皇上、权臣，又交结于府尹、军头，更与山寨绿林相周旋。举例来说，姚因谋在余晦指使下，通过俞兴骗取山寨信任，巧施计谋抓捕到山寨头领元用，又利用寨军急于救回元用的心理，抓捕了更多的山寨首领。但姚因谋深知这样做的后果和危险性，在抓山寨首领时抹掉痕迹，以图将来余晦失势时可以撇清干系，最后在蒙军大举来袭时，他暧昧地默许义军将元用救走。又如，嘉定城被蒙军围困，严重缺粮，姚因谋想开城投敌，又怕背负汉奸的骂名，便通过折磨部下的方式，迫使部下率先投降。最后，一代英雄余?被皇上调回任枢密副使的路上，被谢方叔和姚因谋害死，对外则假托服毒自杀。姚因谋这种人在历史上何以有很大的“存活率”？作者在写这种人时分寸把握得好，看上去他并非坏人，在利己驱动下也能配合做一些好事，比如放走寨主元用，比如他与俞兴合谋抓捕阻挠抗蒙的恶霸王夔，比如俞兴火烧蒙古营及嘉定城，姚派来成都援军大败蒙军，等等。其实，姚因谋这种人的危害性是最大的，他总在节骨眼捅你一刀，或者先行溃破，以致全堤尽毁。当元用派白炼、吴华押送粮草作为攻打兴元的后援时，姚因谋却派兵假扮蒙军烧掉粮草大半，杀害吴华，以致宋军攻城战陷入不战自溃。

倘说南宋必亡，姚因谋这种人太多，岂能不亡？岳飞、余?这样的人只知阳战，不擅阴术，因而他们的人头总是陈列于历史的祭台。历史小说要让读者看到其中的人的灵魂和人与人的纠葛关系，因为这是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所谓历史的必然性，其实是与或然性相激相荡的，史上也有不少以弱胜强的例子，这里不用多言了。一个作家能否成为“第三种力量”，便在于他能否使过去时空中潜存的“人”显影，“揪住”他不放，让他彻头彻尾地暴露在聚光灯下。说白了，这种人在其后的历史以及当下，仍有很强的“存活率”，因而进一步追究这种人滋生的体制酱缸和文化土壤，仍是写作者必须面对的任务。

该小说还惊心动魄地描叙了蒙宋两国的宫廷倾轧和支系内斗，在另一维度上揭示了这场战争孰胜孰败的深层原因。蒙古固然也有汗位之争，甚至很残酷，但无论谁主政，他们都是某一支系能征善战的首领，其胆略，其胸襟，其用人，都是宋理宗赵昀望尘莫及的。赵昀胸无大志，且忠奸不分，玩弄驭人之术，利用权臣矛盾以制衡，只能使史嵩之、谢方叔这样的奸佞越来越多。例如，取代余?担任四川制置使的余晦否定山城防御战略，在阆州葭萌关修筑紫金城及长城，导致连连丢城失地，赵昀不但不处罚余晦，反而提升为枢密副使，目的在于制衡宫廷各派力量。张生全此前写过长篇历史小说《蒙哥大帝》，对蒙古崛起、争霸这段史实相当熟稔，因而写蒙廷内斗相当得心应手。

当然，对历史场景和细节的重构与想象也显示作家的笔力，且看下面这段精彩描写――

渠江城头 渠江城头一片狼藉，城墙被打得到处是缺口，残砖破瓦上沾满了污黑的烟灰和暗红的血迹。王坚全身披挂，站在城头，密切地注视着城下。他的脸上满是油灰和汗水。他的身边，宋军虽然也是一个个灰头土脸的，却都整整齐齐站立着，把弓拉得满满的，一支支利箭搭在弓上对准城外。城头的角楼上，炮兵把炮石装在抛石机上，手拉扳绳，蓄势待发。城外，蒙古军又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一眼望不到边的蒙古大军，扛着云梯，举着大刀，大声嚎叫着，像狼群一样从远处向渠江城猛扑过来。他们的身后，巨大的烟尘缓缓升起，悬浮在空中，久久不散。城上所有的宋军都表情严峻，一动不动，看着蒙古军一步步冲过来。像一尊尊雕塑。王坚举着令旗，目不转睛地盯着蒙古人的冲锋。当蒙古大军差不多冲到城墙下的时候，王坚把令旗往下一挥，大喝一声：“放！”利箭和炮石如雨一样往城外倾泻而下。不过，这一场炮林箭雨并没有打乱蒙古人冲锋的阵型，前面的士兵倒下了，后面的士兵夺过云梯，踩着他们的尸体，毫不停留地就往前冲，一直冲到城门下，把云梯靠在城墙上，往上攀爬。而城墙上的宋军，也有条不紊地用长杆，用利箭，用砍刀阻止蒙古军登城。很快，这场战斗就变成了拉锯战，消耗战，一会儿蒙古军攀上城头，一会儿宋军又把蒙古军撵了下去。城下的尸体堆积如山，流淌的鲜血，在旧有的血迹上，又大片大片缓缓地往下流去。

原态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人充满鲜活的血肉气，而进入史册往往成了“木乃伊”，作家在绝对意义上固然无法使逝者重生，但可以在岩壁上錾刻下他们立体的群像：或挺或曲的姿势，喜怒哀谑的面容，勾神摄魂的瞳孔。这正是我读《宋末大变局 ・ 四川风云》所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