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飞评论文章

作者简介:江飞， 1981年生，安徽桐城人，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西比较诗学、美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以及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已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学术研究》《俄罗斯文艺》《中国文学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等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外国文学研究》等全文转载或论点摘编；主持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和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多项。曾获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第三届安徽省文联文艺评论奖一等奖、全国高校文学征文一等奖、第二届安庆文学奖、首届安庆作协奖等。现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员，中华美学学会会员，安徽省文学院签约评论家。著有散文集《纸上还乡》（敦煌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何处还乡》（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现实问题、精神困境与救赎的可能

――评姚岚长篇小说《留守》 

每个时代，都必然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对颂歌和光明保持足够的警惕，却热衷于倾听这个世界上那些被压抑和被驱逐的声音，将目光投向那些人们看不见或视而不见的暗处，在现实中发现问题，在问题背后发现隐秘的精神疾病，进而思考人性救赎的可能，我想，安徽作家姚岚应该是其中的成员之一，其最新长篇小说《留守》可谓是做如此努力的作品。

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中，“留守”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语词，它一旦与儿童、妇女、老人联系起来，便构成我们这个时代最突出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现实问题。据去年中国农业大学一项针对农村留守人员状况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包括2000万留守儿童、2000万留守老人和4700万留守妇女。在这些冰凉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而压抑的生命，他（她）们与心理异常、孤独自闭、婚姻危机、性犯罪等紧密相连；而“留守”的另一指向却是“农民工”，或者说“外出务工者”，如果他们不进城务工，便不会有所谓的“留守”。问题自然并非如此简单，从社会学的角度考量，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必然改变了城乡格局、贫富差异以及劳动力资源分配，换句话说，“留守”现象是中国现代化独特而必然的产物，虽然有些畸形，却也可以说是全球文化工业背景下的正常生产。问题在于我们在片面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却忽略了这些创造经济的劳动者以及他们身后庞大的社会群体，我们的“关注”大都停留于形式主义或物质主义的层面，而缺乏更深入的情感关怀和精神养护，更缺乏行之有效的保障措施和体系建设。

小说《留守》以皖江农村为背景，细致描绘了一群留守儿童的生存现实和凄苦命运，以及留守妇女的情感困顿与人性需求，虽然他（她）们只是千千万万这一留守群体的缩影，但不难窥见：外出务工者以及他们的妻子仍处于底层的现实境遇中，他（她）们共同承受着生理与心理的煎熬与疼痛，而他们的孩子在孤独和爱的缺失中同样承受着亲情的淡化与心理的偏离，甚至因此而走向死亡，如父母在外打工的中学生刀条脸敲诈抢劫，结果被几个不堪欺凌的同学活活打死；林齐馨、莉香等几个花季少女，因为考试没考好，竟结伴去自杀，如此等等。作者精心白描了这些来自于真实生活的事件，而现实还远比这更残酷，这不能不让人警醒和反思：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现实问题，使得本应天真的儿童变为超负荷的“成人化的儿童”，而孤寂、堕落甚至死亡的阴霾又无时无刻不笼罩着他们幼小的生命？

作者说，“生命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就像蠕动在灌木丛中的毛毛虫，最终会在雨露在阳光的历练下蜕变成蝴蝶一样。”（《坚持道德和生命的底线》）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我们自身，如同建设这个世界；关照我们的精神，如同关照我们的物质；而如果只关照物质，终有一天我们将遗失精神、自身乃至整个世界。所以，相较于看得见的现实，我以为那看不见的精神与道德的困境更加让人深思，特别是成人世界的失范无序和迷惘堕落，类似于蝴蝶到毛毛虫的蜕变。在多元文化冲突并存的媒体时代，一些隐蔽的细节比如性、情人、一夜情等俨然公开化，曾经是可耻的事情现在变成了“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或“心理问题”，电子媒介（特别是电视、网络）肆无忌惮地贩卖一切文化和身体，甚至批发疯狂，这些已对成人的权威和青少年的好奇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传统道德的规范力量逐渐丧失，成人的权威逐渐被消解，成人已经不能扮演青少年的导师的角色，电子媒介导致了“童年的消逝”（尼尔・波兹曼语），而“道德危机”最终导致了一种“信任危机”，乃至全民化的“精神危机”。

小说中，小学代课女教师常翠萍作为留守知性女子的代表，与李斌主任的肉体狂欢，与高成林乡长的暧昧关系，都构成了对自身“教师”身份的反讽，更严重的是，这对她的儿子晓峰造成了潜在的影响，在网络色情游戏的催动之下，晓峰与龚月忍不住偷尝禁果，从而酿成了三死一伤的悲剧。另一留守农妇腊香无法抗拒生理和权力的逼迫，与村支书常刘保偷情并生下私生子龚星，而这个遭受生父抛弃、养父厌恶的孩子最终葬身于火海。未成年人的世界何尝不是对成人世界的模仿，未成年人的悲剧又何尝不是成人纵情的代价？外出务工者原本要改变物质贫困的生存现状，结果他们以及他们的妻儿却不得不经受更为严重的情感焦虑和精神贫困，面对人性的荒野和千疮百孔的生命，我们深刻感知到意义的缺乏，善的缺乏，健康精神的缺乏，而这远比寄回妻儿老小的那点辛苦钱沉重得多，悲凉得多。当然，小说最后还是给读者留下了明亮的结尾，在记者齐涵的努力下，常翠萍与回乡创业的丈夫一起创办了专门面向外出务工子女的“暖阳私立学校”。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比较可行的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途径，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也都创办了这样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然而我又不免疑虑，这些学校教育的软件硬件水平能否和城里保持一致，孩子们的心理能否和城里孩子一样感受到温暖和公平，对于庞大的外出务工者来说，他们的心理和情感又能否享受暖阳的沐浴。我想，在今天，与其延续鲁迅式“救救孩子”的呐喊，不如发出“救救大人”的呼声，虽然有些刺耳，但或许这比温情脉脉的抚慰更贴进生活的本质，更贴进我们真实的内心。

毫无疑问，《留守》作为一部具有现实使命的小说，其虚实相生（虚构与纪实交织）的结构技法更增强了其社会功能和批判力量，虽然小说的叙事节奏稍显平淡拖沓，人物语言也缺乏灵动的个性色彩，但读者依然可以穿越素朴的语言，深切感受到作者压在纸背后的沉重心情。按中国台湾的思想史学者张灏先生的观点，儒家的主流主要是对人性幽暗的一面作“间接的映衬与侧面的影射”，而基督教则采取“正面的透视与直接的彰显”。（《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基督教文化是以人性的沉沦为出发点，因而着眼于生命的救赎，而儒家思想则是以“成德”的需要为基点，导致人性做正面的肯定。而在当下的物质化进程中，“成德”似乎越来越高远，而人性的沉沦倒是触目惊心地切近，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对生命的救赎，对人自身的幽暗面、沉溺和堕落进行批判性的修复与拯救，这既依赖于人心向善的本性自赎，更需要政治意识形态和整个社会体系的共建，如此，才可能改变这些愈加严重的现实问题和精神困境，才可能留守住健康、幸福、有尊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