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涌评论文章两篇

作者简介：黄涌，“80后”青年评论家，诗人。现在《安庆晚报》任副刊编辑。读书人、评书人、写书人，著有《杯水集》、《人淡如菊》等书。

检讨历史，我们需要怎样的反思？

　　                              一

　　1894，中国的甲午年，随着黄海上空传来几声炮响，号称亚洲第一舰队、世界第八的北洋水师，就这样在隆隆的炮火声中走向了覆灭。历史自此记住了这样的一个年份，让它成为在未来一个世纪里一个民族永无法驱除的屈辱与疼痛。而今，当我们重拾那段尘封的历史画卷时，不禁悲从心来。

　　“一战而人皆醒也”“唤醒吾国四千年来之大梦，实甲午一役始也”，历史常常被“后知者”叙述着。而当我们试图重新接近历史本来面目时，我们发现历史早已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样子。

　　《首败：甲午年的中日决战》一书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复原了历史本来面目，让我们重新检讨我们曾经逝去的那段历史，进而引发我们对现实的反思。今天，当我们依然还沉浸在一个世纪以来历史所生发出的仇日情绪里，我们何曾正视过历史的本来面目？

　　“没有什么比重读历史更让人感慨了”。是的，真实的历史，从来就不像我们历史学家所谈论的那样惊心动魄。它的发生，总是静悄悄的。我们通过历史的关节点，去探寻它的前因与后果，我们会发现，在突变的历史中总有一些人在推动着它的发生。无论是那些成功了的英雄抑或是失败了的“罪人”，他们在共同面对自己所处的历史时，更多时候出于自己的一种决然选择。

　　鲁迅先生在谈论变革时代时曾说，大时代方生方死，可生可死。回首甲午年，我们所见到的或许不仅是一场海战的成败或者说是亚洲两大国之间的胜负，它所指向的乃是历史本身所做出的一种选择，而结果则是以一个民族半个世纪的耻辱为代价。

　　回首近代史的过程，1894年那场海战无疑是其中最为浓重的一笔。自此以后，一个民族开始了它的自新之路。在仇日和师从日本的两难心境中，中国的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终从失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们通过自己的手彻底毁掉了那个拖着沉重脚步而前行的“老大帝国”，取而代之的则是我们在一个世纪前所盼望的“少年中国”。

　　而今，当我们面对着沐浴新文明曙光而成长起来的“少年中国”，回首历史风云，又该有怎样的反思与教训呢？

　　                               二

　　1901年12月26日，李鸿章死后的五十天，梁启超先生写成《李鸿章》一书，慷慨悲歌评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这位和甲午海战紧密相连的重要历史人物，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目睹着一个王朝终由中兴而走向了没落。而他自己却注定成为了那场硝烟里，永无法绕开的悲剧人物。在甲午战争发生的三十年前，这位颇有前瞻性的政治家，曾极力倡导洋务运动，以疗救时业已病入膏肓的大清朝。他和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合力开创了中兴之局，然而，甲午战争一起，皆成泡影。他穷毕生之力，而追求民族的自强，但最终结果却因“蕞尔小邦”日本的崛起而化作黄海海面上的几缕硝烟。历史给我们的警醒，除了血泪之外还有深刻教训，但是谁又能进行有效反思呢？记得一句话：人类从历史上学到最大的教训是人类不曾从历史上学到教训！

　　甲午战争，日本所击碎的不仅是大清朝那支锐利的北洋水师，更是维系着这支水师而存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精英阶层民族自新的理想。比较中日两国的变革，我们发现战争的胜败，从来就不是民族吆喝主义所能决定的。甲午战争之后的那场可笑的“义和团运动”，便有力证明了这一点。

　　日本的明治维新，以脱亚为口号，所做的无论是器物还是国民精神乃至整个国家机制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与此同时的大清朝，却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仅有少量的有识之士在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而恰是这以“夷”制“夷”的口号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那古老而僵化的帝国心中，这日新月异的世界不过是浮云罢了。“夷夏之辨”，所折射出的一个民族保守而愚昧的心态。

　　而民族需要振兴，开启民智至关重要。中日间战争的成败，根子上却还在国民精神和国家机制上。甲午海战若干年后，一位东渡日本学医的青年在目睹了一场幻灯片之后，毅然归国用文艺来开启民智，疗救愚顽。他终于懂得了“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可是在甲午海战前，那个悲剧人物李鸿章却依然在修补着他的那个体制，那个早已日薄西山的王朝。他绝对没有料到，一次海战会让他所有的努力都化作了泡影，自此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历程被彻底中断……

　　                                三

　　国家的变革，作为先觉者总是疼痛的。

　　“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福泽谕吉，日本近代史上的思想先驱，在他的《脱亚论》里如是说。1866年，福泽谕吉的《西洋的事情》出版，这本被誉为“国家命运之书”在日本畅销25万册，忧国爱民的日本人士，几乎人手一本。

　　而在海洋的另一岸，一位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山西人徐继畲，从地图上发现原来中国并不处于地球的中央，于是他写了一本《瀛环志略》的书。这本书，第一次不再把英国人喊为“英夷”，而唤为英吉利。然而就是这样的一本书，甫一出，却“见者哗然，谓其张大外夷，横被訾议”，总销售量还不足千余册。

　　历史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决定了二十多年后甲午那场战争的胜负。

　　“你很清楚，30年前，日本帝国曾处于何等的困境之中，我们是如何摆脱眼前的困难的，我们抛弃了旧体制，接受了新体制。”甲午海战的前一年，即将的胜利者日本海军将军伊藤，在给时任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信中如是说。

　　历史是不该被遗忘，它存在于每一个真实的细节当中。

　　捧读《首败：甲午年的中日决战》一书，抚摸着那些逝去的过往，我忽然有一种重回历史的感觉。那些曾经叱咤一时的人物，仿佛都从纸页上苏醒了过来，向我诉说着一个世纪前的苦痛。“首败”的绝不是一次海战的结果，而是一个民族在追求自新过程中，被撞碎掉的那个自强梦。

　　检讨历史，面对着即将而来的新“甲午年”，我们仍需沉思！

洞微烛暗的语言智慧之书

一

“把传统神圣化与把反传统神圣化一样，均陷在了思考不足的泥潭里。”

知名诗人陈先发坐在那里，一贯的沉着表情。秋日暖阳打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似乎将他话语中的尖利也变得柔和了一些。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讲话一向语速较缓，但也以精确著称，似乎话中的每个字都难以挪动。“比如，反传统，反的是什么？传统的表现手段还是价值观？许多东西尚未厘清，简单拒绝皆因自身未立。阿莱桑德雷讲，传统与反传统是同义词。当今写作者最大的问题在于思考不足。”

置身在他简约而空旷的办公室里，我和他的对谈，似乎成了他一个人的演讲。从传统文化里“儒侠并举”的精神，到诗歌隐性与显性的表达，再到当下诗歌匮乏的人文关怀，陈先发似乎总能找出自己独特的言说视角。

跟很多当代诗人不断趋新不同的是，陈先发是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写作放置在大历史的长河作衡量。他拒绝对传统的背叛，也拒绝对传统的依附。他以为，最好的写作，自己才是那个传统。

这位二十多岁时即享有盛名的诗人，曾一度被批评界誉为是时代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之一。只是，到了本世纪初，他一改往日的华彩与铺饰，而变得沉郁和厚重，仿佛在彰显着汉语本应有的力量。1967年10月，陈先发出生在安徽省桐城市的孔城镇。孔城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的千年古镇，那位因文字狱而名著青史的桐城派巨擘戴名世即埋葬于此地的山间。群山环绕、绿水相依的古镇上有一条悠远而绵长的古街，孩提时代的陈先发常嬉戏于此。家乡的古风给了他独有的精神滋润，使得他作品里总散发出一股高远而幽渺的气息。

在诗集《春天的死亡之书》、《前世》、《写碑之心》和长篇小说《拉魂腔》之后，陈先发最新著作随笔集《黑池坝笔记》（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出版。一直为他的拥趸们所渴盼的这本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本“难以归类的书”，但书中存有他写作的主要密码。

二

    在一篇《谈话录》里，陈先发曾坦言自己的写作是有着两条轨迹，即本土性与诗哲学。陈先发对写作上的“本土性”概念有着一个较为清晰的思考和阐述，但对“诗哲学”他只有一句话：以诗的方式终结哲学”。“

这句话很“狠”：显然有他在理论与创作实践这两个层面的阐释。

大概正因如此，陈先发的写作，如果仅仅放置在诗歌界来谈论，显然是降低了它的意义。而这种低估，折射出的则是当下诗歌写作的逼仄和理论的固化。

从现有探讨陈先发写作的文章里，我注意到，很多阅读陈先发作品的学者与诗人，仅仅愿意从技巧和意义两个角度去谈论他作品的得与失。这种缺位式的批评，往往只注重分析陈先发具体的作品，而忽略他内在写作精神品质的外化。虽然，陈先发本人曾有意识地借助了几篇《谈话录》来驳斥过一些不着调的批评，当今文坛能够充分认识陈先发写作意义的尚属少数。为此，陈先发不得不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写作，他在寻找另一种表达的可能。

而如何在作品里去文学化，是陈先发近些年着力思考的一个方向。这里的“文学化”，在我看来，指的是因长期书本习得而形成的一种固化的文学性审美标准。它包含着多方面内容，即文学的价值、文学的意义、文学的形式等等。而去文学化，就是要打破文学与非文学间的壁垒，让作品呈现出它本该有的面目。

新书《黑池坝笔记》正是这种思考的结晶，它是陈先发在诗歌之外发出的另一种声音。它试图通过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思辩，来拓宽我们对世界的另一种认识。这种显性的表达，正是陈先发一直在寻找的“精神在场”。作者以笔记体的方式，记录下自己关于传统、语言、诗歌、社会等各个领域的零星思考。这种看似混搭而不着调的笔记体写作，其实延展的是作者写作的具体精神内核。

在《答杨勇问》一文里，陈先发曾说：“《黑池坝笔记》是我1996年以来写在书眉和废纸上的一些即兴之思，它内在的逻辑性并不十分严谨，但它就是我个人的思想史，事实上也是一部个人的语言史。”

在这里，陈先发有意将语言和思想混合在了一起。在陈先发看来，所谓的传统，其实就是没有界限。而文学的传统，最终是要回到语言的传统中去，而语言的传统就是思想的传统，是精神史的传承。

作为个人思想史的记录，《黑池坝笔记》每一小节的内容虽然短小，表达却异常丰富。它打破了语言学、诗学、哲学甚至是社会学的界限，借助于转喻、隐喻甚至是密集的意象，向读者宣泄着作者内心的宽阔和矛盾不安。《黑池坝笔记》不是诗，但似乎比诗更有力量。因为，它的每一段背后都有显性和隐性两种不同的表达效果。

读懂《黑池坝笔记》是不易的。这种不易，取决于我们对作者的文化背景、生活态度、处世情怀等了解的多与少。它属于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表达，既包罗万象又无限忠实于作者个体的思想轨迹。

从《黑池坝笔记》里，我们可以看到，陈先发身上包蕴着丰富的复杂性。他既热爱西方的现代诗，勃莱、赖特、沃伦、希尼、沃尔科特等人的诗集曾是他床头必读书，同时他又钟情于东方的文化哲学，无限迷恋于李商隐、寒山、老子、《奥义书》的内容。他信奉布罗茨基那句话：我可能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但在某些方面，也会是他们的总和。

以赛亚・伯林曾将学者分为两类：“狐狸型”学者和“刺猬型”学者。“狐狸型”学者的特征是，做学问多爱旁击侧敲、涉猎广泛、不服膺权威，以兴趣出发常能见人所未见；而“刺猬型”学者，则有耐心、有定力、探索宏大的问题一以贯之，建构出自己的体系。

而陈先发身上既体现了狐狸型的涉猎广泛，发常人能见之所未见，又像刺猬一样一以贯之地构筑着自己的诗学体系。

或许，这正是作家和学者的不同性。学者有着足够的单一，而作家身上却包含着令人吃惊的丰富性。

《黑池坝笔记》这些年陆续发表了局部内容，评论界阐释的角度也多有不同。仅我注意到的：

文学评论家张德明博士说：陈先发是一个富有探险精神的先锋诗人，一直以来总是变换着角度与方式来照临和揣度世态物象，发人之所未发。他的《黑池坝笔记》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泰戈尔的《飞鸟集》和鲁迅的《野草》，散文式的句子排列中涌荡着不绝如缕的浓烈诗情。

赵金钟博士认为：陈先发是一位耍弄语词的奇才。他的语言所散发出的智性、奇气和穿透力，常能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让人回味无穷。就我的阅读经验来看，他的语言是惟一的，不可临摹的。语词在他手中翻滚，新意在翻滚中诞生：我若开口，“ 便是陷阱。“”我使出当年杀谭嗣同的力气杀了一只鸡。这无非是场景的变幻，正如当年的刽子手杀谭嗣同时，想到的不过是在杀一只鸡。相互的解构，无穷的挪动，从具体之物的被掏空开始了。”语词所迸发出的意义令人振奋。在《黑池坝笔记》中，有几个语词（意象）尤为重要，它们可谓是支撑陈先发整个抒情大厦和思想体系的逻辑支柱：柳树、猫、四边形、少女、梨花。它们以各自自足的状态帮助陈先发完成关于人、关于存在、关于有和无、关于物和理、关于瞬间和永恒、关于能指和所指、关于传统和现代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与描述。而这种种描述又都充满了无限玄机和留待阐释的多向度空间。陈先发的这种常能给人以顿悟的快感和思想启迪的语词构置，直观地告诉我们：诗尽管不应直呈哲学，但指向哲学则应是一条坦途。它还告诉我们，诗最忌讳的是一眼就能看透，甚至不看就能接着往下叙述。

上海大学教授许道军博士写了多篇文章阐释《黑池坝笔记》，他说：它完全打通了时空限制、人称限制、物我限制，丝毫不为语言的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种概念所囿，以“前世的某种定义”和天赋的“透视能力”去挑战物性，向严格的逻辑学和唯物论去争夺诗性。

读过《黑池坝笔记》片断的一个朋友说：“这是一本每天只宜读一至两页的书。”

三

   我一直以为，陈先发是位具有入世情怀的诗人。他身上弥漫着强烈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他渴望生活在一个“儒侠并举的时代里”。而儒和侠，所体现出的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中的精神追求。儒，代表着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等，是千百年来多少文人梦想之所寄。而侠则代表着干世，当社会无序、统治失效，行侠仗义、拔刀相助，便成了必然。乱世的读书人，是不能入世的，所以侠是“儒”的精神另一种互补。

陈先发式的写作，一直注重语言的“在场”。在他看来，写作的最高意义是对我们时代精神的记录。而语言提供给了我们一扇打开未来的窗户，它给了我们发现世界的可能。

海德格尔曾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叫“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我年少时，曾吃惊于这句话的神秘性。

读完陈先发《黑池坝笔记》，我忽然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的认识。老海用简单的一句话，精确地概括了《黑池坝笔记》全部的意义所在。而陈先发正是用笔记的方式在他个人语言系统中洞微烛暗，走上了一条通向本质语言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