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与“不让”的历史辩证法

江飞

　　历史是现实的明镜，现实是历史的回声。让历史重新发言，让史实再次生辉，这正是新创黄梅戏舞台剧《大清名相》的艺术价值与现实诉求所在。作为一部数易其稿、精心创作的历史正剧，它通过张廷玉“三让”的故事传达出一种更深层的历史文化内涵与启示意义，那就是：深刻领悟“让”与“不让”的历史辩证法，一方面，以让为礼，以退为进，以修身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另一方面，惩恶扬善，寸步不让，以立德养廉作为“为官之道”的根本，从而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激烈斗争中立场坚定，抉择正确，实现一个为官者应有的政治担当和道德追求。

　　何谓“让”？ “让”是一种古训家风，是一种为人之道，更是一种人生大智慧。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整出戏之所以以此为基调，首尾呼应，重章叠唱，正因为文端公张英的这封朴素而意味深长的家书，不仅成就了“礼让”的文化象征――“六尺巷”，成就了自己“无忤于人，无羡于世，无争于人，无憾于己”的一生，更使得这个“让”字升华为教示子孙立身、做人、读书、持家、治国之箴言，敬人、爱人、益人之训诫，由此而涵养出张廷玉这位“六尺巷走出的大清名相”。

　　何谓“名相”？在我看来，“名相”之“名”不在于其位高权重，而恰恰在于其不以为“名”为名，而以“民”为名，一如张廷玉所言，“为了社稷安宁、万民福祉，有什么耻辱不能吞，有什么委屈不能受”。一心为国鞠躬尽瘁，一心为民尽职尽责，清白做人，清廉做官，这正是张廷玉“五十年不犯错”的秘诀所在。胸中没有名利，只有社稷人民，才可能不沽名钓誉，才可能一让再让“三让”：其子张若松凭真才实学在殿试中考了一甲第三名，张廷玉为“天下寒士”而让贤，生生将其降为二甲第五名，又为避免他人不满、朝局不稳，而极力反对乾隆擢升其为内阁学士，是为“谦让”；一群“友人”借给喜爱字画的张若松一幅唐伯虎名画临摹，画轴里裹挟着为张廷玉贺寿的银票礼单三万两，张廷玉不仅痛打若松，而且带其挨家挨户连夜退礼，是为“廉让”；张廷玉明察暗访，掌握朝中官员贪腐情况之后，为稳定朝局、平息乱相，而执意让贤还乡，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千秋名节”，退还雍正爷授予的“太庙配享”，是为“智让”。胸怀天下，知进知退，廉洁奉公，忍辱负重，堪称“名相”。

　　从“父子宰相”到“三世得谥”“六代翰林”，从张英家训《聪训斋语》到张廷玉家训《澄怀园语》，我们清楚地看到：儒家醇厚优良的家风懿德，“满招损，谦受益”“终身让路，不失尺寸”的谦让古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文化基因”“美学精神”，就在这言传身教的历史进程中世代流传，生生不息。

　　当然，如果这出戏仅仅围绕“让”来做文章，难免陷入单向度的道德教化传统模式之中而缺乏创新。编剧余青峰、屈?洁和导演卢昂心里明白，如何从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六尺巷”故事中生发出新的故事，如何将原有的官对民的礼让道德升华为更开阔深厚的主题，是成败的关键所在。经过反复修改，原本以张英为主角的“六尺巷”故事变为以张廷玉为主角的“大清名相”故事，原本单一的“礼让”主题被改造为“让”与“不让”辩证选择与把握的新主题。由此，“新创”就成为“创新”的代名词。

　　“让”不是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一味退避，知道什么该让、什么不该让，明晓何时该“退”、何时该“进”，这才是考量一个人尤其一个官员的大学问。正如张廷玉那句念白，“这个让字，说说容易，做起来可真难喽。有些事情，有些人，那是绝对地半尺都不能让哪”。这真是一句掷地有声的肺腑之言！一个“让”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让出三尺宅地”是容易的，而要让出功名权位、让出巨额财富、让出四海尊崇、千秋称颂的“太庙配享”却是难的，这不仅需要一种超越常人的大胸怀、大智慧，更需要一种承受各种猜忌讥嘲、流言蜚语，甚至包括亲人（比如儿子张若松）蒙冤乃至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而面对贪墨之徒、奸酋巨蠹，不仅要寸步“不让”，更要敢于进攻，惩贪肃吏，坚决到底。正是由于张廷玉的“不让”，盐案的漏网之鱼不得不狗急跳墙，四处栽赃，从而浮出水面；正是由于张廷玉的“不让”，乾隆皇帝才坚定信心，彻查军机大臣讷亲等贪官污吏近百人，取得了这场惩贪肃吏之“硬仗”的最终胜利。一言以蔽之，“让”，已属不易，“不让”，更是难上加难！

　　正如导演在“手记”中所说：“为官者对家人、对自己、对百姓该‘让’――礼让、谦让、退让；而对贪腐、对污吏、对恶行则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谦和与退让。因为这是异常生死攸关的绝命激战，是你死我活的政治较量。 ”这是对“让”与“不让”辩证法的深入阐释，也是对整部戏的主题意蕴及其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深刻揭示。更进一步说，“让”与“不让”不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亦此亦彼、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为官者只有修身立品，正心诚意，恪守“温良恭俭让”的夫子之德，牢记“为官第一要‘廉’，养廉之道，莫如能忍”的为官之道，并严格要求自己的家人“拼命强忍，不受非分之财”，才能炼就“打铁”之身，有勇气、有底气、有硬气面对贪官污吏做到公正无私，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寸步“不让”；另一方面，为官者只有对贪污腐败零容忍，寸步不让，勇于斗争，敢于“亮剑”，才能伸张正义，弘扬仁善，真正保护国家、百姓、家人以及自己的正当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让”是为了更坚决地“不让”，“不让”是为了更好地“让”，让或不让都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建构一个“天地清朗，人心坦荡，社稷稳当，庶民安康，升平气象，日月争光，风调雨顺，鸟语花香，江山美景万年长”的理想世界！

      总之，黄梅戏《大清名相》告诉我们：“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一个官员只有学习和掌握“让”与“不让”的历史辩证法，修身立品，严守自身的道德底线，谨肃治家，严守家庭的情感底线，才能做到依法治国，严守国家的政治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