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而构 虚实相生

苍耳

　　大凡艺术创作都必须面对虚与实的问题。历史为戏剧提供真实素材，戏剧则通过构思、立意、剪裁和情境化，使之成为合乎戏剧艺术逻辑的自为的独立空间，这正是戏剧（以及文学）假定性的本质。应该说，历史剧与史实的关联更为紧密，虚实的处理也更为棘手。在黄梅戏发展史上，由老生主演的历史正剧尚付阙如，《大清名相》应时而生既有它当下的特定背景，同时也有它进一步拓宽自身“戏路”的内在需求，以下笔者就《大清名相》的创作谈几点看法：

　　其一，此剧跳出了“六尺巷”的狭窄空间以及“礼让”主题的单一指向，将笔触伸向父子宰相历经数朝的历史空间，将法治、道德精神和人性冲突置于官场和家庭的双向情境之中，带给人更多的文化历史意蕴。该剧创编者对 “六尺巷”素材的处理颇具匠心：一方面在首尾两端将“六尺巷”这一具象作为舞台布景使之情境化，同时这一象征性符号显现为修身齐家的传统文化背景，一实一虚，相得益彰，全剧因此笼罩在代有传承的道德文化的氛围之中。另一方面将笔触集中到张英第二代――三朝相国张廷玉的身上，从传说走向历史，从典故切入实存。第一场写张廷玉“让贤”――先让探花：当年儿子张若松殿试中一甲第三名，张廷玉身为主考认为不能委屈天下寒士，请求让出探花之位；后让阁位：乾隆颁旨将张若松升为内阁学士，张廷玉闻知后极力反对，认为阁位有限，父子同占会引起众僚不满朝局不稳。第二至五场写张廷玉 “退礼”和“丧子”：张廷玉寿辰那天，其子张若松借来一幅古画临摹，谁料古画中暗夹着商贾送来的三万两银票作为“寿礼”。张廷玉带着儿子挨家挨户连夜“退礼”，但次日仍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张若松不久抑郁而死。贪腐势力与正大力量，法与情，道德与人性的冲突在这里得以充分展现。丧子之痛给张廷玉的廉正抹上一层悲剧色彩，全戏因此达到高潮。

　　其二，此剧将社会贪腐势力设置为一群无处不在、影影绰绰的蒙面黑衣人，化实为虚，充分调动了舞台艺术的虚拟性手段，既暗示贪腐势力无所不在，也为主要人物腾出了表现空间。但全剧仅靠 “黑衣人”，前台没有一个贪腐代表人物出场，戏剧冲突的烈度和复杂性有所减弱。假如让军机大臣、皇室宗亲讷亲由暗处走向前台，在第四场与张廷玉正面交锋，效果会更好。英国戏剧家琼斯说：“当剧中一个人或几个人物，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起来对抗’某个敌对的人，或敌对的环境，或敌对的命运的时候，便产生了戏剧。 ”凡贪官污吏大都是“双面人”，他们将廉政反贪口号喊得震天响，私下却大行贪腐之实。倘讷亲上场“表演”一番，不仅有更多“好戏”出现，而且与“黑衣人”形成呼应。环境设置得愈险峻对表现主角的性格愈有利，对于揭示本剧主题也更有力。

　　其三，《大清名相》最成功处，是将礼让谦退和廉正拒贪作为一个精神整体来把握，将为人之德与为官之道贯通起来，将法治（外）与修德（内）统一起来，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营造戏剧性情境加以抟塑。戏剧性情境是促使人物产生特有动作的客观条件，是戏剧冲突爆发和发展的契机，是戏剧情节的基础，主要包含剧中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特定的情况如事件，特定的人物关系。该剧第二场在相国宅邸生辰日设置了一个由喜而愕，又由愕而怒的情境，父子关系、母子关系、祖孙关系和父女关系纠缠在一起，使“银票”事件冲击了多个层面因而造成多种情感交织：惊恐、愤慨、无奈、惶惑、袒护、懊悔、惨痛等，角色间的不同情感状态产生了张力并转化成激烈的戏剧动作，极易在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中生成“戏味”，因而也最易拨动观众的心弦。黑格尔将冲突性情境视为戏剧性情境的核心。他指出：“情境本身还不是心灵性的东西，还不能组成真正的艺术形象，它只涉及一个人物性格和心境所揭露和表现的外在材料。只有把这种外在的起点刻划成为动作和性格，才能见出真正的艺术本领。”情境变化造成场面变化，戏剧冲突是在不断转换、前后衔接的场面中一步步推向高潮的。 “银票”这一偶然事件在全剧中是导火索，从第二场一直“烧”到第五场，典型情境在张氏宅邸和朝堂之间轮转，直至推向全剧的高潮。

    《大清名相》从本土文化资源中汲取君子之道和为官之德的优良元素，据史而构，虚实相生，塑造了一代名相张廷玉廉于自守又敢于担当的清正形象，成为近年涌现出来的反腐倡廉的难得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