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安庆文坛

吴 牧

回顾我与文学结缘，坚持业余创作近六十年，每前行一步，都离不开报刊编辑的指点、帮助和关爱；同时也熟知安庆文坛从前三十年到后三十年的演进。

1958年，我上初二时，大办钢铁运动掀起高潮。学校建起炼铁炉，同学们纷纷上阵炼铁炼焦炭，为鼓足干劲唱民歌，写民歌。我的业余文学生涯开始起步。当时文化部号召：诗到田头、车间；画到田头、车间。那些年，安庆市归属安庆地区管辖，地区刊物有《安庆文艺》，报纸有《皖江日报》，后改为《安庆报》，常发表工农兵作者的文艺作品。

当年我14岁，为了写好民歌，曾拜访《安庆文艺》诗歌编辑张良苏。这位23岁的青年诗人名气却不小，诗歌发表于《诗刊》、《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安徽文学》等报刊。那首《唱得绿水闪银波》诗歌，被选入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他穿着朴素，平易近人，对我热情辅导，激发起我写诗的热情。不多久，我一鼓作气写了几十首民歌，有几首在《皖江日报》上发表，后来我将学生时代写的民歌汇集成册，留作纪念。

1961年9月我上高中二年级，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到市木器厂当木工以减轻父母的负担。白天在厂里扛木料，推?、拉锯等繁重劳动，晚上读书、写作到深夜。第一篇小说《疙瘩解开了》和故事《五分自留地》发表在《皖江日报》。接着，散文《检验》发表于《合肥晚报》，使我创作热情高涨，向《工人日报》、《安徽青年报》投稿，也小有收获。

“文革”前，安庆市工人文艺创作比较活跃。市文化馆主要负责基层单位小戏曲、舞蹈、歌咏辅导，每年定期举办会演。市总工会下属工人俱乐部，由工会干部丁启峰领头，具体抓工人作者的文艺创作，成立“安庆市工人业余创作组”。市港务局干部江臣任组长，我担任副组长。成员有：机床厂工人凌振，预制构件厂工人田学祥等人。每月都要召开一次研讨会，相互交流经验，提高写作水平。还不定期出版油印刊物《工人文艺》，发表业余作者的文艺作品，戏曲、诗歌、小小说、散文等。

万万想不到，1966年5月份“文革”爆发，以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掀开序幕。随后工作组进驻，大字报铺天盖地。不少厂领导怕引火烧身，将我们这些小笔杆子，统统抛出来，所谓弃卒保车，保自己过关。我与一些文友：徐志松、田学祥、凌振、江臣等被“揪”出来受到批判。这下，我尝到了“文字狱”的滋味，从厂部任工会宣传干事下到车间劳动，只得与心爱的文学含泪告别，不敢越雷池一步。

1970年8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安庆报》文艺副刊编辑陈世和来信，他告诉我：本报准备开辟“奔腾急”副刊，约你写篇小说。陈编辑的信一下点燃我心里熄灭的文学火种。我思索了好几天，写了篇小说《检验》寄给他，一个月后在“奔腾急”副刊创刊号见报。接着我又挑灯夜战，写了篇三千多字的小说《熔炼》，寄给《安徽日报》副刊，编辑是徐子芳、郭强。1971年11月1日，《熔炼》发表，配有一幅插图，几乎占半个版。我接到这张报纸正在车间打造家俱，不觉热泪盈眶，这是我平生在省级大报上发表第一篇小说。

《熔炼》发表后产生反响。据《安徽日报》驻安庆记者站罗法松说，他在报社听郭强讲，北京、福建、安徽三家出版社，都准备将《熔炼》选入短篇小说集。我听到后似信非信。一个月后，安徽人民出版社编辑吴畏、郑石林来安庆，住在马山宾馆，主要是了解部队作家王愿坚创作长征题材的中篇小说《踏遍青山》的进度，顺便将《熔炼》选用情况通知我。1972年1月，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率先以《熔炼》为书名，出版文革期间安徽第一部短篇小说集。

1973年初，我在车间边干活，边构思一篇以木工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划线》。考虑成熟后，写了八千多字，寄给刚复刊的《安徽文艺》碰碰运气。一个月后就有了回音，那天我收到编辑刘先平来信：小说题材不错，写得较好，但必须进一步修改完善……。面对着来信，我惊喜之余又犹豫不决：如何修改完善？一时拿不定主张。我找市文化馆创作组编辑《工农兵创作选》的张守诚、黄旭初，俩人看到刘先平的信后，非常高兴，向市文化局局长汪存顺作了汇报。几天后，张守诚来到木器厂，帮我向厂长请了一个星期创作假，安排我在文化馆创作组改稿。汪局长认真阅读《划线》后，面授机宜，提出修改意见。在良师益友的指导下，修改后的《划线》终于在《安徽文艺》1973年第3期发表。接着该刊连续几期发表我市业余作者徐志松的散文《杨柳青青》，杨积彬的散文《进山》，部队作者写的小说《老教练》等，引起市文化部门的关注。

1973年秋季，市文化局举办工农兵文艺创作培训班，邀请省作协著名作家孙肖平来授课与阅稿，帮助业余作者提高写作水平。不久，市文化馆主编的《工农兵创作选》改名为《安庆创作》。此间，省作协副主席、《安徽文艺》主编江流来安庆了解文艺创作情况。他在下榻的宾馆会见我，彼此谈了一会，江流通知我1974年春节后，参加《安徽文艺》举办的工农兵作者培训班，时间三个月，并协助编辑初选稿件。，我激动万分，又遇到麻烦，我所在的企业是集体单位，又是微利老厂，临时抽调三个月，厂领导不同意支付工资以及住宿费。后由市文化部门出面，与《安徽文艺》编辑部协商，在抽调期间，月工资、住宿费由《安徽文艺》支付。那阵子，白天在编辑部阅稿，从成堆的来稿中我认真挑选写得较好的小说、散文，给编辑温文松拍板定夺。晚间坚持写作，写了篇九千字的短篇小说《新的起点》，发表在《安徽文艺》1974年第7期头条。短篇小说《灯》，选入安徽短篇小说集《育秧时节》；《换牌记》选入安徽故事集《龙门女》。

1976年10月迎来了文艺的春天，百花盛开，春色满园。我从车间被调到厂部担任生产技术科科长，人生掀开新的一页。我市业余文学创作，一直走在全省前列。1976年有一期《安徽文艺》发表“安庆市业余作者小说专号”，刊登李克明《加油站》、杨生源《拦车》、王仲庆《小马》等短篇小说。1978年，我写的小说《特别徒工》，选入安徽短篇小说集《榴火》，后获得安庆地区小说创作二等奖。到了1980年，全国短篇小说好似繁花锦绣，深受读者喜爱的小说月刊，有《广州文艺》、《青年作家》、《芳草》等。我写的小说《二赖子上门》发表在《广州文艺》1980年第7期。同期发表广东评论家张绰，对《我的哥哥和爸爸》（作者杨少衡）与《二赖子上门》的评论文章，题名《“短”的艺术》，该刊发行量当时在35万册上下，当年该刊举办的“第二次全国短篇小说征文”，从五千多篇短篇小说征文中，选发54篇，评出一、二、三等奖计12篇为优秀小说奖。《二赖子上门》排位第八名，获三等奖。1981年《广州文艺》第8期，发表我的小说《抢木匠》，并由省内一家黄梅剧团改编成同名黄梅小戏，拍成电视戏剧片在省电视台播放。

1980年7月29日，出版发行的《安庆新闻报》，恢复“百花亭”副刊，由该报文艺部负责人唐大笠约我写了篇小说《白兰花》，发表在“百花亭”复刊号。1982年，我被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接着被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吸收为会员。著名作家耿龙祥担任安庆市宣传部副部长后，对文学创作极为重视，办了几期文学创作培训班，除自己授课外，还邀请省内外著名作家陈登科、陆文夫、刘真、舒芜等。我曾参加过两期，每期一个月。一期在五纺厂小楼，一期在江心洲招待所。培训结束，《振风》为业余作者出专号，促进了文学创作。安徽人民出版社为安庆作者出版故事集《金丝鸟》，发表12篇故事。作者有黄旭初、张桂生、张守诚、吴牧、徐志松、张爱斌、李克明、袁合群等。

八十年代初期，我对业余创作信心十足。1981年，还在《安徽日报》发表小说《喜酒》，被评为征文纪念奖。1983年春季，我被市文联推荐参加省作协文学培训班，时间一个月。来自全省各地作者相聚在一起，一边听名家授课，一边搞文学创作。在培训班我写了篇小说《宋宝开店》，被省电视台文艺部编辑王拓明，导演魏汝明看中，准备拍成电视剧（单本剧），在送审中遇到难题，副台长祁小林认为剧情太长了，要抽掉爱情情节。我到电视台改稿一星期，意见仍不统一，只得“搁浅”，这是我第一次“触电”。

1985年，我抽调到市家具公司编史修志期间，写了一部长篇传记小说《酱王――胡玉美外传》。感谢《安庆日报》文艺部编辑们大力支持，小说1987年3月10日开始在《安庆日报》连载，次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海内外播送新闻稿，题名为“长篇传记小说《酱王》，再现安庆胡玉美酱园总经理胡子穆的形象”，曾一度引起轰动，据编辑端木宪雄写文章回忆：当时《酱王》发表后，市民排队在报刊亭购买报纸……后由剧作家濮本信和田炳南改编成七场黄梅戏《酱王胡玉美》，发表在2015年第二期《黄梅戏艺术》季刊。

早在1993年5月，编汇成书的《安庆地区新闻志》，“文艺副刊”篇目中记述：“自五、六十年代即开始向《安庆报》副刊投稿，如今在地区和省里都具有相当知名度的作者有刘云程、陶明国、吴牧、黄志皋、钱启贤、孙必泰、谢清泉、潘仲龄、王满夷、朱家托、张华、钱国胜、朱曙辉、胡祖明、朱华杰等。其中有的出了专集，有的作品被收进散文集，有的作品多次获奖，有的作品被搬上银幕。”

     2004年，是我六十周岁寿辰，我将自己在省内外报刊发表的散文、小说计二百余篇汇集成书，书名为《花海留影》，了却了我多年的心愿。2009年初，我将《安徽日报》、《新安晚报》、《安徽法制报》、《江淮文史》、《安庆日报》、《安庆晚报》等报刊发表的近百篇民俗散文，计三万多字，结集付梓，书名定为《老安庆风情》，其中《过道灯》曾获2005年安徽省报纸副刊好作品奖，还包括黄山书社出版的《安庆年鉴》，自2004年起，连续三年开设“老安庆工商风俗”专栏。另外，我写的安庆民间故事计77篇，选入《安徽民间故事集成・安庆卷》（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写完此文，我心潮难平，思绪万千。我六十年的写作历程，见证了一个个时代和一群群文学事业的追求者，尤其是文学前辈和编辑堪称良师益友，一直铭刻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