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祖父

吴毅安

曾祖父家驹公年寿不高，来不及将他唯一的儿子以求调教成一个成器的绅士就撒手西去了。以求在比较富有而又无管束的环境下长大，以求公在少年时代难免沾染了些许不为人称道的习气。他豪饮贪杯，出手阔绰，这似乎无可厚非，历史上许多名人雅士如刘邦、阮籍、陶渊明、李太白都好此风。

他自幼不肯用心读四书五经，长成不肯习“时文课艺”（就是八股文），也不肯“进学举业”，终日看诸子百家、务些“杂揽”，这就难以让人赞赏。在古代，童子学生参加由省学政（考试官）主持的院试及格，就是秀才，秀才在当地官学中有了名籍，称为“进学”；秀才作时文、考举人进士，称为“举业”。在科举时代，正如马二先生所说，能让人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只有“进学举业”。读书人看经史学之外的书，写作诗词歌赋，都被称为“务杂揽”，就是不务正业的意思。在当时人眼里，一个读书人，务杂揽、不进学，就和“二流子”差不多。最不合适的是，后来他竟迷上了博彩，终日不归家，泡在义津桥或孔城街上的馆子里，开始与人抹叶子、打“天九墩”，继而大推起牌九，四五六压幺二三，天地人蛾长，猴子管天王。最后觉得还是掷骰子来得更痛快，扬手之间该赢就赢，该输就输。在茶馆里，祖父一听见骰子响手就痒痒，就一定要耍个痛快。肖家岗的肖来发和毛庄的毛金友、毛银友兄弟这班赌场上的老油子欺他是个“羊牯”，连起手来大作其弊，这样我亲爱的祖父在牌桌上难免总是孔夫子搬家，都是输。他先是输光了家里分家分得的不多的细丝锭，然后就押上了庄子和田地。从五里拐到义津桥的那片?田，因为土质好、肯出稻谷被称为“交金?”，共有18石种(石，这里作量词，念“担”，以一石种合5亩计，18石种该有90亩地)，就是在一夜之间，被祖父掷骰子输给人家的。当然，站在二十世纪中叶，特别是六十年代的立场来回顾这段家史，子孙们不免要为祖父当年一掷千金的大手笔拍案叫好，因为那些当年和我祖父“手谈”而发家的人群中，不止一个在解放初的土改中被戴上了“地主”“富农”的帽子，吃尽了苦头。可他们在此前的二十多年，却还是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贫农”。相形之下，我们家能侥幸划上“贫农”成分，当然首先要归功于祖父了。

然而在当时，一个不能说是殷富、至少也要算是小康的人家，在几年时间里败得家徒四壁，人们的惊异可想而知。对此，当时从义津桥街上到吴高庄里，茶余饭后谈及此事，人们大摇其头：怎么就这么守不住财。对此，有人说吴高庄地势不好，那是簸箕地，有多少钱财都留不住的。可笑的是，前些年吴家大发的时候，义津桥茶馆里流传的说法却大不一样：说吴高庄是椅子地，注定要发的。说那里是“山湾对三湾（作者按：吴高庄门前的山冲有三个叫湾的地方，团树湾、杨树湾和鲍家湾），银子埋山岗，高庄人得宝，金椅子一张。”关于吴高庄的地势，据我堂伯父吴进仁（号汝恭，云南大学教授）回忆，他小时候，那是我们家道中落、家境艰难之时，听说有邻近的大户要买吴高庄的地，因为有风水先生指点，说吴高庄是块荫地（风水宝地，能够福荫后人之意）。是大嬷嬷（桐城方言大伯母，指我的奶奶）坚决反对，说再穷也不能卖老祖宗的地，后来才作罢。其实，后来有一个叫李芾甘的作家说得十分透彻：“财富并不能长贻子孙，倘使不给他们的后人以生活技能，倘使高墙大院使子孙们不能睁开眼睛去看广大世界，财富只能毁灭个人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我的祖父后来一定也会有类似的感慨。因为中年以后的他迥异当年，艰难的生活改变了祖父，他开始担负起家庭的责任。为避毁议也为了躲避不断上门索要赌债的债主，他远走他乡，为人西席，就是给人家作私塾先生，每至岁暮方回家一聚。他开始省吃俭用，束修不舍得随便花一个铜板，连学生的贽敬（就是学生初次拜见老师的见面礼）都留着带回家。

其实，我们的祖父本是一个活泼开朗、聪明智慧的人。据族谱，他名以求，字宗海、号勉吾，生于清光绪十年（即1884年）甲申二月二十五日亥时。祖父从小就博闻强记，七岁时，他无师自通地在午饭前念唱：我唱歌，倒起头，家婆园里菜吃牛；芦花公鸡撵毛狗，姐在门外头梳手；爷十三、娘十四，哥哥十五我十六；家公前年娶家婆，哥抬轿子我打锣……。大人们很吃惊地问他谁教的，他说没人教，上午跟妈妈去菜园摘菜，对面田畈中有人唱歌，觉得好听，听了一遍就记住了。大家都说这孩子聪明，让他去念书以后一定大有出息。不久他就被父亲送进了私塾读书。可惜家运不济，九岁时他父亲即我们的曾祖父家驹公就去世了，在一个富有之家，没有了严父的管束，他的祖父祖母又偏心不管，我们的爹爹就在自由自在的环境中成长。他喜欢看书，却不喜欢四书五经，手不释卷的是诸子百家和《昭明文选》；他对什么新派的东西或者书刊都感兴趣，就是对能够让人“学而优则仕”的时文课艺提不起兴致。他不肯参加科举院试，说院试的题目狗屁不通，（按：祖父当年的话并没有说错，光绪二十二年，安庆府院试的题目居然叫《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确狗屁不通。）光绪三十一年，他跟着桐城县一群新派青年跑到省府安庆，没怎么用心就考上了“安徽巡警专门学堂”，成为绅士班的一名学员。这个学堂是清末朝廷推行维新运动的产物，由安徽巡抚衙门拨款创办，是培养治安管理人才的新式学校，巡抚诚勋亲任学堂的总办也就是校长。喜讯传来，祖奶奶与家里人都额手相庆，以为祖父从此会收起玩心，读一点正正经经的书，（在家里人看来，他经常看的《西厢记》、《天演论》之类都不是正经书），日后有希望官拜按察使，即使当不上，做一名巡警或者讼师也是个出息。没想到他在外头的几年，不是和一班酸文人吟诗作赋嘲风弄月，就是出入秦楼楚馆听皮黄吃花酒，最不应该的是迷上了博彩。就是这个博彩，使他这个新式巡警学堂的首届毕业生不仅没有奔出什么出息来，反而把一点家产输得干干净净。

家败了，艰难的生活改变了祖父，他开始担负起家庭的责任。我不知道那些艰难的日子他是怎么过的，但是从他晚年留下的几首打油诗里，我体味了他的感受：“如今世事不如初，多少炎凉在心头；锦上添花书中有，雪里送炭何处求？时来易得金千两，运去难赊酒一壶，挚爱亲朋都是假，全凭双手度春秋”。“百年时势有天罗，莫把心思太用过，富转贫来贫转富，山河成路路成河；良心自有良心在，尖巧还受尖巧磨，慢说苍天无报应，十年之后看如何。”“我本生来姓一流，手提竹竿进通州，饭篮虽冷眼常热，歌板迎春唱晚秋，如今不受嗟来食，村犬何须吠未休？”这些诗，都是小姑母十几年前坐在南墙下眯着眼睛晒太阳时说给我听的，小姑母那过目不忘的好记性，就是从祖父那儿遗传来的。

祖父晚年是在我家度过的，那是五十年代末，我已开始记事。爹爹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是高而且瘦。颧骨高耸，花白的胡子长长地垂至胸前，穿一身黑色的棉袍子。戴着黑马虎帽，走路总是柱着一根竹节拐杖。可他不常出门，除了给我们讲故事，平时也不多说话，留在我记忆中的是他吟唱古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声音不高但像音乐一样悠扬而婉转。高兴的时候，就给我们讲桐城张宰相，讲桐城人爱好与人对诗对联，“宝塔层层，四面六角八方”对“玉手摇摇，五指三长两短”。

记得有一次，我和义扬哥哥打了起来，因为我喜欢上了哥哥捡到的一张新“奔月”牌香烟盒子（就是烟纸），向他讨要他不给，我就偷了那张烟纸藏了起来。爹爹知道我们打架的原因后，动员哥哥把烟纸让给我。为此他给我们讲了桐城六尺巷的故事。据说1956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时，毛泽东主席就曾把这个故事讲给苏联大使尤金听，希望苏联以大局为重，处理两国关系能够互谅互让。听了这个故事，苏联人好像没有什么触动，但是我哥哥却能够见贤思齐，很快就把那张烟纸让给了我。

爹爹的故事中最令我们开心的是吴计成。吴计成是桐城人家喻户晓的阿凡提式的传奇人物，他滑稽而多智，常为穷人打抱不平、以戏弄富户为乐。有一天，宰相府做寿，来宾须以“大"字为头作五字联方可入席。于是有的作“大鹏九万里，蟠桃三千年”，有的作“大椿常不老，丛桂最宜秋”，吴计成作的是什么呢――“大风吹屁股，寒气入肛门”。每听到此，祖孙三代一起开心地大笑起来。然而那正是共和国最困难的年代，饥饿像影子一样追逐着人们，像这样开心的时候并不多。更多的时候，祖父都是靠坐在油黑的四方桌边上，一手握着水烟筒，一手捏住点火的纸媒子，一言不发地抽黄烟，然后吃力地咳嗽，朝一个很粗的、垫上黄表纸的竹筒里吐痰。义扬兄小时候最得爹爹疼爱，他常倚在爹爹的膝弯里，听爹爹吟唱古诗，帮爹爹洗水烟筒、搓纸媒子、倒痰筒子。每当哥哥把祖父的痰筒子拿出去倒干净洗过回来时，祖父总要摸着他的头说一句“我小儿，真不?！(按桐城方言念ha)”，接着从怀里摸出一毛钱塞给他。在那个年代，一毛钱可以买两根半油条、三个盏子糕，甚至五个油炸焦黄的山芋圆子，很能解馋的。于是我也曾想在祖父跟前邀点什么功期待得到点奖赏，令我失望的是倒痰筒之类的活儿几乎被哥哥包下来了，而我又想不起其他有什么事情可做。1959年冬，祖父就与我们长辞了。但他的形象至今还像照片一样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