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进乎道，道艺合一：许春樵的创作追求

江飞

许春樵是我非常关注也非常敬重的一位作家。从早期具有先锋意味的小说“季节”系列，到向现实主义经典致敬的《放下武器》《酒楼》，再到聚焦底层人物的现实主义力作《男人立正》以及近期的《麦子熟了》，许春樵在小说创作上一步一个坚实的脚印。从先锋向写实沉降，从干预现实、批判政治向“以人为本”收拢，越来越“走心”，越来越靠近其心中“最好的小说”，也越来越接近文学的本质。

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作为一个优秀作家所具有的两个非常突出的创作特点或者说追求：一个就是矢志不渝地探索小说艺术。许春樵既对中国传统小说不满，也对模仿西方的中国先锋小说不满，他以写作实证的方式理解了先锋小说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摈弃了小说为政治或其他意识形态及狭隘价值观服务的观念，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传统观和文学观。

在许春樵看来，“传统不一定就是守旧，能活下来的传统意味着不可颠覆的价值，传统的写作可能就是经典的写作。相反，时尚而潮流的写作，在其激情与潮汐退却后，如果再不要命地为其献身，等于是犯了战略性的错误。过气的先锋写作反而是一种落后的写作。”我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伽达默尔在解释“传统”问题时就提出，传统“总是具有超过我们活动和行为的力量”，“即使在生活受到猛烈改变的地方，如在革命的时代，远比任何人所知道的多得多的古老东西在所谓改革一切的浪潮中仍保存了下来，并且与新的东西一起构成新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即先锋，传统写作就是先锋写作，就是经典写作。

许春樵认为，“文学必须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故事为本，以立意为本，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本”，“文学应当揭示隐秘真相背后的人性的坚守、挣扎、受伤、分裂、异化与毁灭，而不是表达公共价值和流行判断”。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麦子熟了》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它不再是直接表达某种政治激愤或正面干预某种社会现实，而是着力写人，写麦叶、耿田、麦穗等底层小人物的心理、情感和命运，写他们在现实语境中作为一个“人”的人生际遇、人性走向以及出路，具有了一种内敛的现实主义力量和人道主义精神，读起来更温和，更凝重，更靠近于人心、人情、人性，由此反倒间接强化了一种社会批判的指向和力量，真正践行了“文学是人学”的本质要求。

第二个就是自觉自由地借用中西理论作为思想资源。许春樵是科班出身的具有“学者气质的小说家”，他本科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对中西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阅读，尤其是对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和西方现代哲学的专业学习和深入钻研，使得他具有了比较厚实、比较高的理论素养和思想水平，这也使得他能够自觉地不断推动小说艺术的探索，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小说观、技术观和个性化的叙事方式。

在许春樵看来，“写小说的目的就是在现实的根基上，建造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就是一个道德苏醒、灵魂获救、人性向善的世界。我们现在都被扔在了水里，我们和小说中的人物都需要上岸”。我觉得这是一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明知这种“救世”只能是徒劳的，但从不放弃这种妄想，拯救灵魂、渡人上岸，这正是小说的意义、写作的意义所在。

与之相应，许春樵还非常强调“技术”的重要性。他说，“小说写作中，技术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技术是万万不能的”，“探讨小说‘怎么写’比探讨小说‘写什么’更有意义和价值”，这种带有“技术至上”色彩的观点看似过分，其实恰恰是中的之论。我以为，在并不缺乏故事的今天，小说家作为“讲故事的人”，要讲好一个故事远比讲一个好故事难度更大，后者要求作家具备丰富的生活经验、想象能力与思想深度，而前者则要求作家必须具备相当的文体意识、结构能力与叙事技巧。当然，二者对于一部好小说来说缺一不可。许春樵通过对20世纪西方文论（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等）的专业学习和研究，对小说的技术分析与把握有了自觉与自省的能力，对长篇小说的结构研究与设计，情节与细节的技术要素，戏剧性整体与局部设计的技术构成，也都有自己的发现与领悟，继而在近三十年的小说技术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不断调整，将先锋观念、先锋思想和先锋技术注入现实叙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个性化的审美表达，一种“根植于现实的知识分子叙事”。

庄子在说明“得道”的境界时，常常以出神入化的技术操作为喻；后来清朝魏源说得更简明，“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道”超越单纯“技”的层面，但每一种技艺当其达到巅峰后，都可以进一步上升到“道”的层面，此所谓“技进乎道”。当然，“技”之进于“道”，既与操作者把握事物规律的深度广度有关，也与其心灵境界有关。技进乎道，以臻于道艺合一，我想这正是许春樵的创作追求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