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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振强散文选
双击自动滚屏 文章来源:安庆文联   发布者:admin   发布时间:2017-05-12  阅读:1582
 

魏振强散文选

 

作者简介:男,1966年生,做过教师、记者,现为安庆晚报副刊部主任、安庆市作协副主席、《读者》杂志签约作家。在各类报刊发表作品 80 多万字,多次获安徽新闻奖一等奖。出版有散文集《茶峒的歌声》,有作品入选小学语文课本。

1、人间的悲伤和美好

几年前的一个春日,我独自往城西的一个洲上去。正是长江禁渔期,河汊里停驻的几十条渔船,在春风、碧水的摇动下,轻轻地晃动。村庄背后的草滩上,大片的水草随风起伏。更远处,金黄色的油菜花闪着光,耀人眼。 

从草滩上穿行不多久,裤管就被草尖和草丛的里的露水打湿了,鞋子也是湿漉漉的,我索性迈开腿奔跑,一口气跑到另一条河汊边,脱下鞋子,坐在一块沙土上歇息。不远处有一对父子,正蹲在一片干涸的河滩上。大人四十岁不到,孩子十来岁吧。我起先以为他们在做游戏,却见那位父亲把一根根香插在沙土里,又点着纸钱,然后对着远方跪倒、作揖,他的头深深地伏在泥土上,似乎在喃喃自语,好一会儿之后,他站起身来,对孩子说了几句,孩子又跪倒、作揖,头深埋着,再起身,拍拍身上的土。 

我静静地看完了那一幕,目光里的如茵芳草瞬间就成了落叶满地。 

我能想象到那个男人的哀戚和疼痛。这是天下人共有的哀伤和疼痛。一个人无力回到故乡,只能对天遥寄哀思,他的哀伤和疼痛,一定会比别人更沉、更深。那个孩子,他或许还不能理解死亡和哀思,但在他小小的心里,天边的某个地方很神圣、很庄严,那里有他的一位、两位或无数位先辈正立在云端,俯瞰他,还有他的父亲。 

年幼时,每逢清明、冬至,我也会跟着外婆,给死去的外公、大舅,还有几位我甚至不知道名字的长辈们上坟。外婆每次都会带一把火钳(为什么是金属做的利器而不是别的物什,我这一直不明白),在地上画一个个圈,一个圈就是一位长辈的“领地”,外婆把事先打了一个个钱币一样圆圈的草纸放在一个个圈里,边点着边轻轻呼唤一个个名字,召唤他们“收钱”,念叨着让他们保佑我,保佑我们全家,最后又示意我点燃鞭炮、磕头。我对着一个个坟包磕头,想象着亲人们在某个地方打量着我,保佑着我,心里就会有快乐和感动滚过。 

外婆去世已经26年了。一代人的时间。这么多年来,我从没在清明节给她上过坟,只是在春节回老家时才会在大年三十的上午去她的坟前,烧纸、磕头。外婆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恩人。但我从没报答过她。我有时想,隔着这么远的距离,不回去给她上坟,她是不会怨怪我的;我从没报答过她,她也不会怨怪的。她一生活得有尊严。她身躯柔弱、瘦小,但她骨头很硬。她遭遇过多位亲人早早离世的悲伤,但从来不掉一滴眼泪。她勤劳一生,从不舍得多花一分钱,却总愿意帮助别人。这一切,我要是学着那么一些,就是对她最好的报答,最好的祭奠和怀念。 

前些时候,少时的玩伴小铁头突然给我打电话,我们有三十多年没见面了。隔着这么长的光阴,我们对很多往事依然记得很清楚。闲扯了一会,他说道,他每年给他爷爷、奶奶上坟时,都会让他的儿子给大奶奶烧烧纸,并告诉儿子,以后只要上坟,都不能忘记给大奶奶烧纸。小铁头儿子的“大奶奶”,即是我的外婆。我外婆去世时,他的儿子还没出世,让他知道还有这么一位“大奶奶”,小铁头一定是花了不少功夫。 

小铁头说,这么多年来,在清明、冬至这样的日子里,他从没忘记给我的外婆烧纸。他跟他儿子说,我外婆在他小时候常常关心他,他父亲打他的时候,我外婆总会护着他,把他拉到家里来,盛一碗饭给他吃。 

小铁头的家和我外婆的家紧挨着。他比我外婆小一个辈分,比我长一个辈分,但比我小,一直叫我“二哥”,见到我母亲时又叫“大姐”。我现在想来,不仅不觉得奇怪,反而有暖意流过心间。而让我从没想到的是,小铁头这么多年来居然没忘记我外婆对他的点滴之恩,他用一刀刀纸钱,感念我外婆当年的一句句关切、一声声安慰,这,真是世间最珍贵的情感,最美好的事。

2、缺口

我开始工作的那年,不知是小姨娘还是母亲说了一句话:“把宗轩带去念书吧。”我就把他带了。

其实,我本想带着妹妹的。那一年,弟弟考上了师范,将来有只铁饭碗可捧,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妹妹看在眼里,有些心动,她辍学好几年,小小的年纪里就开始帮着父母做农活,尝尽苦头,忽然想念书,肯定也是受到“铁饭碗”的诱惑。但后来我还是带了宗轩。

宗轩是我小姨娘的儿子。按理说,我应该带着亲妹妹读书,而不可能带着他的。但在我们一家子的心中,没人把宗轩当做“人家的孩子”,况且他又是男孩,让他读书“天经地义”。

妹妹再也没能读书,先是一直做农活,后来一直和妹婿在外打工。倘若我当时带的是妹妹而不是宗轩,他们的命运也可能就因此而不同。这一点,我从来没跟宗轩说过,他也就无从知道了。

我这样做,只是想尽一份“哥哥”的责任。我们都是苦人家的孩子,没人能帮我们,只有自己帮自己,就像捞月亮的猴子,你拉我我拉你。

好在命运待我们不薄,水中的月亮虽然不可捞,但我们捞到了心中的“月亮”。

                       

我工作的那年刚满20周岁,本来性格就有些急躁,又因要忙着适应工作和环境,内心更为惶恐、焦虑。宗轩转到我任教的学校时,成绩非常糟糕,几乎没有一门功课及格,学习习惯也差,这让我十分恼火,对他,我除了斥骂,还动手打。他那时对我实在是怕,听到我的脚步声,就赶忙装成认真读书的样子。我的心里一直有个想法:我们这些乡下最苦人家的孩子,要是有机会念书,不往死里念,哪行啊?

我的这种粗暴的方式当然也有效果,他的成绩上升很快,第二年的时候就在班级排名前几位,成了“优等生”。

宗轩知道我是为他好,即使我对他的惩罚毫无理由,但他从不敢像别的小孩子那样解释,更不敢顶嘴。他对我这样的怕,除了“威严”之外,应该还有另一个原因。

小姨父那时已开始嗜酒,过去的他勤快、能干,对子女十分疼爱,但染上酒瘾之后,几乎整天混混沌沌,不光挣不到什么钱,还要拿着小姨娘辛苦挣来的钱去买酒买菜,去铺张地招待来客。他家先是入不敷出,然后是债台高筑。每个新学期开学时,小姨父骑着自行车,驮着宗轩从五六十公里的地方赶到学校。我买来了酒,小姨父只是“象征性”地喝一点,临走前,会把我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小时候最崇拜他,也对他有些畏惧,但他开始表现出对我的“讨好”,让我有些不自在,我明白他是因为拿不出一分钱来给儿子做伙食费,心里存有不安。

宗轩跟我读了两年之后,回原籍参加中考。按照他的成绩,考上县重点中学没任何问题,但结果不仅令我十分惊讶,也非常愤怒――他只考上了一所普通中学,而且分数很低,勉强过了录取线。

我实在无法想通他为什么会考出那样糟糕的成绩。我问他是不是考试时光顾着抢着交卷出风头,而不考虑是否做完了答卷,不考虑答题是否准确?他以沉默应对,我也就断定这样的猜测是差不离了。

若干年后,我变得稍稍成熟、冷静,做过这样的反思:一个人要是长期处于高压之下,自尊感难免会扭曲,会以一种病态的方式获得“承认”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宗轩是以错误的选择“报复”我当初错误的教育方式。

不出所料,三年后,宗轩高考落榜。我对他心灰意冷。他补习期间,我很少过问,偶尔问到,也是一副十分不满的口气。补习一年后,宗轩考取自费大专,学的是电气。听到这种结果,我自然不太高兴。他在读书的三年期间内,好像给我写过信,我有没有给他回信不记得了,但以我当时的脾气,回信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那三年中,我从父母那里听到有关宗轩的,基本上都是辛酸的事。宗轩考取的虽然不是什么好学校,但在那个山村,也算是一件给家长赚脸面的事。但脸面毕竟是虚的,花钱则是实实在在的。小姨父嗜酒如命,小姨娘不会持家,却又十分爱面子,挣的几个钱花出去不算,还欠一屁股的债。宗轩读的是自费,每年的学费好几千元,都是靠东挪西借来的,在学校时的生活费几乎毫无着落,忍冻挨饿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他实在是没钱,回家找父母无疑是白跑一趟,想到了唯一可以求助的对象――我的父母。他用仅有的几块钱坐了一段路程的车子,然后开始步行,一路饿着肚子,走了好几十公里,待走到我家,天已漆黑,他推开门,我母亲一眼瞥见他,吓坏了。“哪像个人啊!”――母亲后来形容。父母也没什么钱,但母亲擦干怜爱的泪水,当即出了门,从别人家借来一些钱,给他做学费和生活费。

穷困就曾这般给他以迎头痛击。我想过很多次:宗轩在日后短暂的人生中表现得那么坚强和阳光,他把委屈藏在了哪里?我当初对他的粗暴,他的穷困的家庭带给他的无助和羞辱,难道仅是擦破的皮,痊愈之后了无痕迹吗?

当然不可能。那么重的伤害怎么可能轻易消失,只是他从来不说而已。

宗轩毕业后,应聘到江苏江都县的一家企业,有了薪水,单位还提供宿舍,不要再为吃住发愁,看起来生活好转了,但其实过得并不比在学校时轻松多少。单位隔三差五让他提供毕业证,他拿不出来,他还拖欠学校的学费,毕业证被扣了。起初的解释,尚能让领导相信,但时间拖长了,别人难免狐疑。受人怀疑无疑是件耻辱的事,但随贫穷而至的耻辱总会如影随形,他即使不屈服,又有什么办法。为了多挣一份钱,他四处打听,看谁家的孩子需要家教。就这样,他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骑着自行车,上门帮人家辅导孩子。

他那时只跟我说了他的新单位的领导对他如何如何的好,他又是怎么样辅导人家的孩子,每份家教又能得到多少钱,至于毕业证被扣押的事,则是他在若干年以后当作笑话说给我听的。

他就这样一直想蹦垩,想多挣些钱,先后到过无锡、上海、昆山,收入越来越好,又借了些钱,在昆山买了套90平方米的房子。

那几年中,我经常接到宗轩的电话,有时是他在出差途中打来的,有时是他晚上在办公室加班时打的。除了对我的问候之外,说的几乎都是“逗”我开心的事情――工资加了;老板对他很看重;同事对他很友好;有很多出差机会,不仅可以到处看看,还可以得到不菲的补助……再后来,他又被一家猎头公司看中,到了苏州的一家外企,世界五百强,收入更多,工作环境也更好。接到他的电话大多是清晨或傍晚,他在从昆山赶往苏州上班的路上,或是从苏州往回赶,真正的披星戴月。但他从没说过辛苦,反而有些得意地跟我说,早晚等车的时候正好可以背背英语单词,独自练练口语。

过了两年,他在苏州买下了一套更大的房子,妻子和女儿也都搬了过来,他也才免除了每天的来回奔波之苦。

一切似乎表明,生活正在向他露出温柔的面孔。

作为长子,宗轩一直让他的父母引以为傲,而他平时的隐忍和“光鲜”的假象,也让他的父母误认为他“很有本事”。在身处异乡、独自打拼的十几年中,他不光白手起家,还要替父母偿还债务,替弟妹们分忧解难。他就像拉着沉重的车子爬坡的牲口,步履蹒跚,却不吭一声。

除了家人,他的心中还要放着许多人,在他看来,这些人对他都有恩情,他不能忘却。他的一位堂哥前几年得了癌症,他知道后非常难过,几次去上海看望他,帮他找医生,因为这位堂哥曾在他读书期间借钱给他们家。他去世前的那个春节回家时,还特地去看了一位远房亲戚,买了酒和糕点,因为那位长辈在他读书时“关心过他”。

他对我的父母,比我还关心,隔三差五地打电话,还给他们寄钱。我的父亲眼睛不好,他到处打听医院。对于我的哥哥、弟弟、妹妹,还有几位侄儿,他也都一一关心。我女儿在大连读书期间,他两次出差去那里,都买些女孩子喜欢的零食带到学校,然后请她吃饭,让她“不要考虑钱,尽管点喜欢吃的菜”,临走时,把钱塞在零食的袋子里,待坐上车子时再告诉她。

一个人要是有那么多人和事都要放在心中,该是多么累。一个人要是总想回报这个人、关心那个人,他又怎么不疏忽自己?

宗轩是2012年正月十五的深夜去世的。得知消息后,我从床上爬起来,在客厅里独自坐到天亮,然后和二姨娘一道赶到车站,坐上了去苏州的车子。早上的风很大,又夹着雨,真是冷。在南京转车时,也是风雨交加。到了苏州,雨还没停。赶到宗轩家的时候,我的哥哥、弟弟和妹婿已经在那儿了,他们像木鸡一样呆坐着。小姨娘的嚎啕声要把整栋楼掀翻。

我什么也没问。我十来天之前才和他见的面,他怎么就突然没了呢?

此前的十来天,宗轩带着他的妻女,还有两个妹妹,赶到我的老家,给我父母拜年,晚上我和宗轩睡在同一张床上。我因为喝了不少酒,睡得很沉,第二天早上,宗轩先起床,把我脚边的被子拽了拽,盖好,转身倒来一杯水,放在床头,然后悄悄地下了楼。

吃完早饭,他们就要走了,我到门口送他们,我跟宗轩说,你们路上小心点,暑假时带女儿到我家去玩。他笑了笑,发动车子,挥挥手,走了。

我再见到“他”时,已是一张遗像,立在一张桌子上,很明朗地笑着,有几分羞涩。“他”的面前是几炷香,细细的烟绕来绕去,似魂灵不散,不忍离开。

苏州的那半个月,始终阴冷,寒雨淅沥。我们一帮人几乎都不说话,每天默默地吃饭,默默地做事,默默地流泪,或看着别人流泪、痛哭。

大哥更是少言寡语。他有一天晚上突然当着众人面冒出一句话:“宗轩没死,你们要是不相信,我带你们去殡仪馆,保证他还活着。”大哥说的当然是胡话,但这样糊涂的念头在我的脑中也闪现过好几回,只是我没有说出来而已,我们都是不相信也不愿相信――宗轩真的死了。

我们兄弟几人把宗轩的死讯一直牢牢地瞒着父母,但半年后,父亲还是知道了,他在电话里失声痛哭,然后大声质问我:“你们为什么瞒我?你们以为能瞒住我吗?”父亲知道,最喜欢宗轩的是我母亲,他在母亲每次问及宗轩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打电话的时候,一边忍着悲伤,一边按照我们的说法撒谎:“他在国外出差,打电话哪方便啊?”又过了半年,一位亲戚说漏了嘴,被母亲察觉了,母亲先是追问,然后轰然一声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弟弟后来在QQ空间里写过一句话:“宗轩,愿我们来世还做兄弟。”

 “来世做兄弟”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人生一场,一个人走了,就再也没有了,就像一块石头被敲掉一块,缺口永远在那里。

宗轩火化的那天上午,我带着他的两个妹婿提前去殡仪馆。我在太平间里盯着他看了很久,然后大步走出来,在一旁抽烟。他的两个妹婿陪同火化工把他抬放在一辆小车上,往吊唁室里推,我们将在那里和他做最后的告别。

火化后,我们把他的骨灰送回老家。那天很冷,路边的沟渠里结着薄冰,山坡上的风像针一样,刺穿棉衣,往人的骨头缝里扎。我蜷缩在一块大石头后面,避着风,看一群人在不远处慢慢地挖坑,然后把那个小小的盒子放进砌好的池子里。

那天我一直有颤抖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天气太冷的缘故。吃完了中饭,我和哥哥、嫂子、弟弟、弟媳等人在村口分手,然后一个人沿着公路走,走到山坡边上的时候,我立在那里,遥望宗轩的墓地。

《圣经》上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从尘土上走出去的宗轩,在异乡的尘土上蹦垩了若干年后,就这样归于故乡的尘土。我一路上想来想去,只想到一个硬邦邦的词:“命。”

3、时光

给侯书林兄拜年通常是在正月初五或初六,我和余毛毛约好时间,然后在江滩公园碰头。余毛毛从江滩的西边慢慢晃来,叼着烟,双手插在口袋里。我也不大喜欢拎东西,但大过年的,双手空着,总是不大妥当,我便会在路边的小店买两个果篮或者一些小孩喜欢的零食,有时还会捎上几袋茶干。我们老家的这种茶干结结实实的,有着淡淡的甜味,佐酒好,喝茶也好。

到了侯兄家,他的小孙子要是不在家,我们就会把红包放在门口的鞋架上。侯兄一边倒水,一边调侃:“毛毛,你的这件衣服好看,对妇女们有杀伤力。”又掉过头来戏弄我:“强哥,新年又要上阶级了吧。”

“上阶级”这个词是郝健的表叔“发明”的。老人双目失明。某一年的春节边,郝健带我们去郊区看他的这位表叔,并让他给我们算命。老人把侯兄的生辰八字念叨一番之后,断言侯兄这只羊曾在本命年的时候“掉进了坑里”。侯兄歪着头想了想,然后哈哈大笑。老人又给我算,说我将来会“上阶级”,我们都不大明白“上阶级”到底指的是什么,老人也不明说,甲乙兄和侯兄便在旁边破解:“你会当官嘛。”

我与侯兄、余毛毛、郝健等人相识已有二十多年,都是甲乙兄牵的线。起初的那几年,我在池州工作,周末回到安庆时,常常会直奔饭店,和他们几个人,先喝酒,再去喝茶。喝茶的地方基本固定在江边的一家小茶馆。茶馆的门脸不大,又是开放式的,缺少私密性,因而少有人光顾,不过这倒更合我们的意。灯光昏暗,我们几个人喝着茶,放声地说笑,兴致高昂时,又会点上一些啤酒,常常喝到茶馆打烊。

我们也喜欢在各自的家里请客。遇到过年,我不回老家,余毛毛和他夫人一般是先在他的父母那吃年饭,然后又到岳母家吃一顿,最后一站到我家。他一进门,就会把一个红包往我女儿手里塞。我女儿笑眯眯的,扭捏地摆着手,余毛毛就把红包放在茶几上。他们夫妇坐下来喝茶,吃糖果、瓜子,然后看春晚,其间,余毛毛不停地嘀咕“老侯真是的……”,不停地给侯兄打电话,侯兄此时差不多都是在给其他人家的小孩子派红包,嘴上应着“马上来马上来”,但来的时候,基本上春晚都在唱“难忘今宵”了。他一进门,也会朝我女儿手上塞红包,还比余毛毛会多一句话:“魏然啊,新年学习进步,将来考上北大!”魏然还是笑,扭捏地摆手。

侯兄来了之后,我们开始喝酒。卤牛肉脯、猪耳朵、猪舌条等等,七八个菜,都是凉菜。我们三个人喝白酒,我老婆和余夫人以茶代酒,小魏同学坐在那看连环画或者看电视。我们慢慢地喝,东扯西拉。夜里三四点钟,等他们出了门,我女儿迅捷地把那两个红包收起来,放在她自己专门用来放钱的饼干盒里。她会用那些钱,去天桥下面的书店买书,到旁边的超市买饼干、巧克力。

我女儿上了大学后,侯兄的孙子侯轩出世了。侯轩三岁的时候,我和余毛毛开始去给侯兄拜年。说是给侯兄拜年,只是给侯轩一个红包。小屁孩对红包看也不看一眼,忙着骑他心爱的自行车,又把各种玩具拿出来,倒在地上,展示给我们看,再表演拉丁舞,小屁股扭动着,小手甩动着,小嘴里面还不停地蹦出“嘣恰恰嘣恰恰”。我们后来到饭店吃饭时,侯轩还会再来一段舞蹈。吃完饭,从饭店的楼上下来,侯轩在我们的身后大声嚷:“流氓,你别跑,你把我家的酒喝光了!”

“流氓”这个词是我教侯轩专门用来称呼余毛毛的。侯轩有一次在街上看到一个手拿着酒瓶子的人,脱口而出“流氓”,他妈妈百思不解,想来想去,想到那个人戴着眼镜,小家伙可能联想到了余毛毛。

侯轩小朋友现已是三年级的小学生。郝健的那个表叔去世也有十余年了。甲乙先生前些年去了北京,清明时节回来上坟时我们才得以见上一面。郝健则调到南京,周末偶尔回来,我们喝着酒,还像当年那样满嘴跑火车。侯书林、余毛毛还有我三个人有时聚得很密,有时几个月才喝一次酒。侯轩同学见到我们的时候,不再叫余毛毛流氓了,而是叫他“余爷爷”,叫我“魏爷爷”。

4、仁慈白菜

到江南的一座寺庙。麻石条铺成的路逶迤而上,一旁是雨水冲刷而成的沟,露出黄土和碎石,沟里除了零星的寸把长的杂草,居然还有些小白菜,虽有些营养不良的样子,但白里透亮的细细的茎擎着几片碧绿的叶子,在阳光下闪着光,令人怜爱而又欣喜。心下不禁好奇:这样的地方怎会有小白菜?

到了山顶上的寺庙,见到一位衣服上打满补丁的干瘦的僧人正在扫地,朝他打听,他微微一笑,道:“我种的,下山的时候,随手在沟里扔些种子,一二十天就长成小菜秧,从山下回来时,顺手拔一些,就是很好的菜。”

这样的“种菜”方式真是让人开眼界。大概也只有内心清净、讲究随缘的出家人才想得出。也只有白菜的种子才会在如此贫瘠的土壤里发芽、生长,不负人家的一番信任。

白菜曾有个雅致的名字:菘。草与松的叠加,有草般的贱,也有松般的蓬勃、旺盛。白菜的耐活是出了名的,无论北国抑或南疆,滴水成冰也好,烈日似火也罢,只要有点寄身之土,有些生命之水,一粒粒种子就可以从泥土里拱出来,擎着几片嫩嫩的芽,再不疾不徐地长,长。数九寒冬,冰雹、暴雪驾临中原大地,驾临长江沿岸,一向泼皮的茄子、辣椒、西红柿也抵挡不住了,纷纷厕身于温暖的大棚里,但白菜兀自在户外,以肉身,与寒气,与冰雪、冷雨相博,叶子冻得支离破碎,茎上千孔百疮,可层层叠叠包裹着的依然是葱绿的心,似一朵貌不惊人的花。

    所有的菜蔬中,最晓得心疼庄稼人的是白菜,最随和的也是它。嫩嫩的小白菜可以做汤,大大咧咧的大白菜可以清炒,可以腌制、存储。乡下人清苦,很多日子里不见荤腥,但白菜是有的,饭头上蒸上一碗咸白菜、辣白菜,两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就可以呼呼地吃下去,抹去额头上冒出的汗,身上的力气又有了。白菜的仁慈和忠厚,真是没的说。

白菜的恩惠,草民和贵人都领受过。只是一样菜也会养出不一样的人,有的有颗软软的、清亮的心,有的却是一副铁石心肠,锈了、烂了,连自己也不知道。那一天,我们在山顶的寺庙转了一遍之后,那位当家师父执意要留我们吃饭,他在逼仄的厨房里找来找去,找出了一块豆腐和两个马铃薯,又从菜地里拔来几根萝卜,我帮着他洗,另一朋友帮着在灶膛里添火,师父在灶台上炒菜,额上冒着汗,脸上挂着笑。末了,他又做了一道汤,用的就是下山时摘下的小白菜。那汤清亮亮的,小白菜翠绿绿的,喝下去,肚子安稳了,满嘴都是清香

“香客们都喜欢吃这小白菜,”师父说,“纯天然的,没有一丝儿污染,当然好看也好吃。”

5、葡萄架下

第一次去岳父家,是个初夏的日子。

    房子在一个高坡上。沿坡而上,有一棵枝干虬龙般伸展的葡萄树,绿意融融的叶子间、干枯的枝干上,悬着一串串清清亮亮的青色葡萄。葡萄架下坐着一个人,抽着烟,手里捧着一本书,正低头看着。妻说,是小叔。

此前,我听说过他:和我毕业于同一所师范学校,也是教师;年轻时恋爱受挫,年逾四十,仍然单身。我还听说,我与妻恋爱时,他不大乐意,不过他的“不乐意”只是旁人的猜测,他从未用嘴巴表达过。

给小叔敬烟之后,跟他寒暄,基本上是他问我答。我那时不过二十五六岁,因未有太多的经历,单纯得跟青涩的葡萄一样,不晓得如何猜度别人心思,亦不知道如何和别人应酬。其实,小叔问的那些问题他早就知道该知道答案的,只不过没话找话,与我共同打发初晤时的尴尬罢了。

但尴尬并不会一扫而光。他也不是喜欢说话的人。他问了那些惯常的问题之后,就找不到话了,而我也不知道如何跟他搭话。好在我们都抽烟,烟可以放在嘴巴上,也可以夹在手中,我们的手和嘴巴总算不至于太无措。

若干年后,我经历了调动、调动、再调动,居然来到了他所在的那座江南小城。此时,我们已经熟络。我不仅知道他不喜欢说话,还知道他嗜酒,知道他对年长的,无论是长辈还是哥哥、嫂子,都会恭敬得近乎迂腐,对晚辈则是巴不得掏心挖肝般爱怜。他那时已成家,和小婶起初住在平房里,有个不大不小的院子,院子里也有棵葡萄树。他们时常邀我去吃饭,饭前必喝酒,方桌子常常置于葡萄架子下。我每次去,他都会做很多菜,有我喜欢吃的卤鸭翅、卤鸭爪,也有我不喜欢吃的黄鳝。因为时常去,我便能目睹葡萄的每个生命轮回――从米粒大到小指头大再到拇指大,从青碧到淡绿到发紫、坠落。小叔的酒量很大,又好酒如命,每每喝到舌头僵硬才会丢下杯子,然后陪坐在边上,含含混混地说话,踉踉跄跄地起身给我的茶杯续水,我的眼前天在旋地在转,我也很快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再后来,我在小城认识更多的人,有了更多的交际和应酬,去小叔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他和小婶时常打电话让我去吃饭,我多半都去不成。有一次,他找到我的办公室,看我还好的样子,扯了几句就走了。还有两次,他拎来一塑料袋葡萄,有的乌黑乌黑的,有的紫中泛青,饱满而圆润。我吃不了那么多,就把它们送给有小孩的同事。

小叔是十五年前的大年初四凌晨突然去世的。年前的腊月二十九,他年近期颐的老母亲寿终正寝,他回老家奔丧。那几天,他为了不把悲伤“传染”给其他人,有说有笑,装成一副淡然的样子,但终究还是按不住雪崩一样滚来的哀伤,正月初三上午,他的老母亲下葬后,他从坟场归来,突然大口吐着鲜血,怎么也止不住,在送去医院的途中就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我赶到了他老家的那个县城。为了不至于让家中其他长辈被新一波的巨大噩耗击倒,几个送小叔去医院的晚辈也于同一天返回各自家中,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对长辈说:“小叔没事了,被魏振强接回去住院了。”

那几天,在那座县城,我和小婶,还有另外几个亲戚,悄然把小叔的遗体火化了,之后,将他的骨灰带回那座江南小城。我们四处托人,终于找到了一块背山面水的安静之地,让他安息,他该喜欢的。

小叔是在生前不久才搬进新房子的。他原来住的老房子被拆了,葡萄树也不知所终。而我第一次见到他时的那棵葡萄树,前几年也被砍去,岳父说,葡萄结了那么多,也没有人吃,留着树也没用。

 一棵树,一个人,有时说没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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