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安庆专署大院

潘华阳

    解放后，安庆城内一直有四大机关：地委，专署，市委，市政府。地委在龙山路与孝肃路交口，专署在现在的中宜商厦位置，市委在现在的金华联商厦位置，市政府在现在的房产大楼位置。1988年地市合并后，新的市委、市府几经搬迁。地委作为一部分机构工作地，原址至今保存完好。老的专署，市委，市政府机关大院均被开发拆毁了。其中，老专署大院因为和我有割不断的思念，我常常在路过吴越街口中宜商厦时，会对着那高大建筑发呆很久很久……

1949年5月20日安庆地委、专署成立，一直在孝肃路这里办公，正式名称是：安徽省安庆专员公署。1980年改名为：安徽省安庆地区行政公署。虽然仅四字之差别，意义却大不相同。专员公署是受省政府委托管理县、区，是派出机构。而行政公署是地区一级的政府机构。

我家当时住在汪家塘，那时候安庆城区很小，市中心热闹的地方就是人民路，吴越街。上街玩必定经过专署大院西围墙。专署大院南到孝肃路，西到吴越街北段，北到宣家花园路，东临状元府街。也就是现在中宜商厦的全部地盘。专署大院的正门在孝肃路，西边吴越街北段和东边状元府街各开有一个小门。正门有个传达室，配有门卫。东西两个小门则上班时间自由出入，下班后上锁。就是正门也可以自由出入，门卫基本不问。除了专员办公楼的门厅里还有一道门岗。是保卫首长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它所有的楼间均可以随意进出。和今天的政府衙门戒备森严相比，那时的政府可算是亲民了。

从正门进来，有一个不大的院子，可以停几十辆自行车。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多汽车。供专员们出行的也只有几辆吉普，华沙和嘎斯六九。东南角有一栋平房和一口井，那是食堂。不过，领导们和干部多数回家吃饭。食堂的主要功能是内部招待。外面的人只要直接或间接地认识司务长，也可以买到饭票在此就餐。职工们大多不在此就餐，但可以在此买馒头、包子、花卷之类，比外面既大又便宜。要是家里来客了，可以买些荤菜回家。我印象深的是，食堂里有一女职工五十多岁，白案红案都拿手，无论是领导还是普通干部都对她客客气气。听父亲说，她是怀宁人，早年在京城李先念家做保姆，后来李先念走了，她也回家了。林佳媚专门通过中央和省打招呼，要把她安排好。在尊重她选择的前提下，安排在专署食堂。据说后来通过她，还给安庆解决了不少问题。1988年地市合并，行署撤销后，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如今她可能有八十多了。

文革后期，这里成了安庆地区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的办公地。在原来院子里盖了一栋三层红楼，东西向内走廊，南北有办公室：农办，科委，财办，劳动局等等。红楼的后面是一栋灰砖二层楼，木质地板，楼梯和栏杆；南边朝阳走廊，北边办公室，计委、经委在此办公。再往后就是专员楼，也是二层灰砖楼，木质地板和楼梯，内走廊，双边办公室，一层是秘书办公室，外办等；二层是专员们办公的地方。前面说了，这个楼不可随意进出。门厅里设有接待室，来访者需出示证件说明来意，登记后方可进入。

再往后有几栋宿舍楼，其中有个方形楼，楼顶上有个大平台，水泥栏杆。平台上有个铁杆子，顶部有四个像饭勺一样的水平长杆互相垂直，不停转动。我经常好奇地看着它一年四季不停地转，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问别人也不知道。现在我分析，大概是测试风向和风速的。是否是气象部门设置的不得而知。

有一个三层宿舍楼，安排了九家领导居住。其中有老干部，也有造反上台进入革委会当上副主任的。桐城中学原校长史耀明家住在一楼，他在文革中任地区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相当于地委副秘书长）。老干部中间有著名的钱俊瑞。他是原文化部副部长，行政六级，属于中央级高干。文革前被贬到安庆地委任副书记，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周恩来总理一直关心他，常打电话到地委询问钱老的身体。我父亲曾带我到钱老家拜访。钱老非常乐观，博学健谈，为人和蔼。可是这样一个值得尊敬的老干部，却常常受到楼下那个工厂女造反派的刁难。一次，那个女人在楼下大骂，说钱老家的水洒在她的衣服上，非要钱老赔她衣服。钱老二话不说，掏出一百元给她。其实她那件的确良最多不超过十元，而且是旧的。以后钱老就搬家了。再过了几年，钱老调到中央了。那个女造反派也回到工厂宿舍了。

大院的最后面靠近宣家花园街的，是一栋五层宿舍楼，一层是车库，二层以上是司机宿舍和调度室。车库是通透设计的，从院子可以进，上车后，开门从宣家花园街出去，这样就不用在院子里穿越许多楼房了。

1949年专署成立，文革期间变成生产指挥组，1980年挂上行署的牌子。1988年地市合并，行署撤销。九十年代末大院被完全拆除。我亲见了大院的春寒秋瑟，夏酷冬严。我目睹了许少林、黄侃、许骥、陈振亚、徐士奇等正专员们和许多副专员们的风光和凄凉。有些人以为，大官的日子很好过，其实不然。因为那时运动一直不断，这些专员们时刻在风口浪尖上，一句话说不好就可能丢官帽。大院里也是风向标，只要看到哪个官员低着头，别人都躲着他，连打开水都自己动手，这个人肯定被整了。要是他过一阵子又春风满面，踌躇满志，周围跟着许多人，那就是说他重用了。文革不用说了，就是反右倾，反右派，四清，正副专员被整并不少见。

家父自苏北根据地南下安庆后，先后在望江、湖东、枞阳任职，1955年调安庆市委，1965年去池州工作八年，1973年秋季调回安庆一直在行署大院上班，直到1993年去世，在行署大院工作了二十年，是他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我去的最多的地方。家父从不愿意麻烦组织，机关分点福利，别的领导都由勤杂工送上门，他每次都打电话叫我去拿。我办公地方在高花亭，离行署很远，骑自行车要四十分钟。我很不高兴，却又无奈。所以，机关上下的人都认识我，混了个脸熟。他每次外出，别人都是小汽车开到家门口接，他却到机关上车，因为这样司机方便些。还可以在临走前处理一些事情，所以常常是我推着自行车，把他的行李包放在后架上，一起走到行署，到了大院里，他去办公室办事，我把包交给司机，然后骑车去上班。

1983年机构改革后，和他同职同资的干部大多离休了，他也不担任原职了。地委考虑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就安排他分管全地区的森林绿化工作。这样他的原办公室就留下来了，一直到去世的十年间，他始终在这个办公室看书，阅报，处理事务。许多老干部、好友知道他还有办公室，都去办公室和他下棋，品茶，叙旧。有时我去办公室找他，在门厅就听到他那爽朗的大笑和众多的话语声。1993年夏他走后，机关通知我去清理办公室，完了后我顺手拍了行署大院的一些照片，马伯瑶故居和平心桥洋楼的遗憾不能再发生了，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行署大院在若干年后会消失。希望原地委大院不要再遭专署大院的厄运，为我们的后人多留些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