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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军老战士陶芳田追记
双击自动滚屏 文章来源:安庆文联   发布者:admin   发布时间:2017-11-20  阅读:163

远征军老战士陶芳田追记

张爱斌

陶芳田在抗日战争中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赴缅作战,战绩显赫,颇得师长、爱国名将戴安澜的奖赏。抗战胜利后陶芳田解甲归里,从事教育数十年,直到年迈退休。陶老晚年与老伴杨舜琴住在安庆市滨江苑39栋一楼,一儿两女及孙子、重孙近20人各有所成,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和谐幸福。2016年510日下午5时,陶老在家中午休后一觉不醒,未留下一句话就无疾而终,享年97岁。

我与陶老有40年之交,噩耗传来我惊愕不已。半月前的一天上午,我与老伴探望他时,他半躺在床上休息,精神还好,有说有笑,还招呼我们坐下,喊保姆为我们沏茶。我将一张刊有采写他的专访《远征西陲平虏去》的《安庆晚报》递给他,他不戴眼镜读完后,连声致谢:“知我者也,张公矣!”然而十多天之后,他就与我们阴阳两隔。悲痛的泪水潸然而下,缅怀之情与日俱增,特撰此文以示追念。

初识陶公

我与陶芳田相识是在1975年之夏,时年57岁的陶芳田因两首新诗被判刑劳改,刚释放归来。时任文化局创作员的我,听同事王寿之说,他的友人陶芳田经历坎坷,故事多多,颇有传奇色彩和戏剧冲突,值得接触。我听了很感兴趣。一天上午,我去西门新义街一号陶芳田家中,慕名拜访了他。

只有一米六五高的陶芳田,长得敦实。几年的牢狱之灾并未磨掉锐气和个性,性格耿直开朗,也很健谈,话闸子一打开,如江河直下。陶芳田是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的后裔,19204月出生于桐城孔城小商人之家。幼时很苦,出生仅两个月母亲去世,靠祖母史氏拉扯大。7岁入孔镇小学,后入桐城中学,16岁考入安庆高中。当时军阀混战、民族危亡给他的成长带来深刻影响,他自小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不畏艰苦,不避风险,敢走敢冲,不平则鸣。1932年,巨匪张大鼻子一伙抢劫孔镇,掳人质百余人,陶芳田的父亲和四伯父陶四明等人也在其中,年方12岁的陶芳田人小胆大,只身跑到匪窝里换下父亲作人质,待土匪一伙至葛公庙时,乘匪不备逃回,可是四伯父在国军与土匪交战中不幸遇难。陶芳田此举得到乡邻们的称赞,夸他是孝顺孩子,智勇双全不简单。

1938年夏,日寇大举进攻,安庆各中学纷纷解散或流亡后方。正在安庆读高三的陶芳田积极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揭露日寇亡我之祸心,接受“难民救济会”指派,当上难民大组长。陶芳田和副组长伍开元(地下中共党员、皖北人)精诚合作,带领500难民有组织逃亡辗转千里,几经磨难,经江西九江抵达湖南长沙。见到安徽贤达、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恳请其救助。张治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给他们每人发5元法币,就地全部妥善安置。处理完难民事务后,陶芳田一边在湖南大学读书,一边勤工俭学,先后在湖南省立第四高级师范和沅沣中学兼教历史、地理课程,同时还担任“湖南辰溪赈济委员会”委员,协助政府做救济安置难民工作。1941年陶先生见《大公报》报道财阀孔祥熙飞机为其女儿运送洋狗,认为这有损于抗战物资的内运,出于义愤写了一篇“洋狗也能抗战乎?”的文章在报上发表,立即引起湖南大学和任教学校学生的共鸣,学潮待机而起。国民党政府为镇压学潮,认定陶先生和伍开元为“最活跃的共产分子”,将其扣押在沅陵专署三楼“接待室”。在押期间怕他投水自杀,用一条大渔网张如纱帐,让他“休息”其中。在押两个月他熟读屈原的《离骚》,并写下《奇冤》三首:“八彪一网捕文豪,幽在高楼益滔滔。屈子有灵长太惜,奇冤一部续离骚。”(《逮捕》)后经张治中先生多方周旋营救,陶先生获释,重返校园。

再访陶公

我听说陶芳田医术不错,文革前曾一度在江南行医,收费极低,遇到穷人便免费义诊送药,后在合肥柴油机厂劳教时又一直任厂医。当时我患白血球减少症,脸色苍白,身体没劲,在市里几家医院检查均未查出原因,药物治疗亦无效果。陶先生听罢对我脸上仔细看,又按按脉搏,认为从脉像看身无大病,白血球是人体卫士,长期减少有碍健康,甚至有生命危险,建议速到南京铁道医院检查治疗。该医院是血液病专科医院,设备完善,医术精湛,不少血液病人去该院治疗后绝处逢生。他说他在合肥柴油机厂劳教任厂医时,曾陪同一位白血球极度减少的患者前去就诊,结果通过骨髓检查,查出病因,对症下药,很快就转危为安。我听从陶老的建议,回单位向局领导申请,同意我去南京铁道医院就诊,并派同事裴伯年陪同。经过骨髓检查找出了病因对症下药,不到两个月,白血球便恢复正常。我对陶芳田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他是我生命中的救星。从此之后,我与他常来常往,友情日深。

从不断交往中,我与陶芳田由相识到相知,由相敬到相惜,亲同手足,堪称忘年交。他长我14岁,既是良师、学长,又是益友、伙伴。陶先生为人友善,和蔼可亲,知识渊博,才华横溢,而且爱好文学。他的传奇人生,我逐渐知悉,对我创作剧本大有裨益。后来我与王寿之共同创作大型现代黄梅戏剧本《红旗漫卷》,其中就有陶芳田的影子。

1978年冬,时年58岁的陶芳田被彻底平反后调任市第五中学任英语教师兼教研组长,因工作积极,教学有方,获市“为人师表”奖。他高兴之余,又收到离别31年的姐姐陶芳屏从美国弗吉尼亚洲罗克城寄来的信,更是喜出望外,眉飞色舞,即兴作《答海外姐姐与外甥女述后来书》一诗。那天上午,我到五中其住所“泰山楼”拜访他,他情不自禁地将刚写的七绝给我看,并要我帮他推敲修改。诗曰:“30年风雨绝音尘,海外鸿飞历万程。苏武牧羊人已老,庄周化蝶我犹生。巡看新影行行泪,喜得珍珠字字情。岁月几千难一笔,插萸尚得足先登。”我才疏学浅,对诗没什么研究,仅仅能写一些唱词,只是赞扬,不敢班门弄斧。

陶芳田听我这么一讲,忙从书桌上拿出一本刚由《工农兵演唱》编辑部汇编的《音韵》赠给我,要我抽空看看,必要时可用唐诗对照,久而久之就熟能生巧。谈到唐诗我忽然想起李白《江上望皖山》“青冥皖公山”之句,忙向陶先生请教“青冥”一词,陶先生解释说,所谓“青冥”,语出屈原《楚词》“九思章句”:“玄鹤兮高飞,曾游兮青冥。”据今《辞海》释:“青冥”,即“青色的天空”,应解为青幽而广阔的天空。李白在诗中用“青冥”一词来夸张皖公山的特色。而屈原意即他曾跨鹤高飞,畅游于青幽的天空。李白的“青冥皖公山,馋绝称人意”,意即皖公山既青幽美好,令人称心愉快。听陶先生这么一讲,我茅塞顿开,对他也更信赖了,成了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

征缅抗日

通过多次与陶老交谈,我记录了他从校园到军营的全过程,对他的爱国之举肃然起敬。1942年春,陶先生主动请缨,参加了抗日远征军第五军200师,从事测绘工作兼英语翻译,上尉军衔。他测绘的战图很得师长戴安澜将军的赏识,受到重用,随军远征缅甸抗日。当时,陶先生赋诗二首,其一《军发》:“悲歌慷慨一天昏,国破家亡愧苟存。远征西陲平虏去,隆隆装甲炮千门。”其二《赶援》:“前锋血战军书激,千里驰援苦攒程。才越怒江高浪险,又驱敌机轰炸群。猿啼虎啸声催疾,暴雨泥河车滞轮。斗地战天无所忌,大军直抵东瓜城。”陶芳田随200师进入缅甸后,参加第一场大战就是东瓜保卫战。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在戴师长指挥下,陶芳田和战友们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子弹打光了,就与日军拼刺刀,十分惨烈,苦战12天歼敌5000余人,200师也伤亡5000,这在国军已算不小的胜利了。

东瓜战役后,陶芳田又随200师参加了棠吉争夺战。425日拂晓,棠吉战役打响后,戴师长亲临一线指挥,陶芳田和战友们士气高昂,一鼓作气攻占棠吉西面、南面和北面的三处高地,突入进市区与日军展开巷战。师长戴安澜和286团团长刘有道(安庆岳西人)身先士卒,带头冲锋,战斗异常激烈。戴师长的一名贴身卫士中弹牺牲,随从副官受了重伤,陶芳田在枪林弹雨中也险些遇难。

攻克日军占领的棠吉后,士气大振,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国人无不欢欣鼓舞。史迪威将军对此役给予了极高评价,称“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之声威者殆以戴安澜将军为第一人”。棠吉战役极大鼓舞了中国远征军的士气,使得缅甸东线的战争转危为安。

随后200师奉命进行战略转移。由于此时日军已先期占领密支那,切断了200师原定从八莫经密支那回国的道路,戴师长不得不率部从缅甸北部山区辗转行军。全师残勇6000余人进入缅北杳无人烟的野人山地区,在无衣、无食、无路、滂沱暴雨以及敌机轰炸中,与尾随的日军周旋作战,艰苦惨绝。每晚宿营时,陶芳田和战友们钻进帐篷,穿衣睡觉,还要用毛巾盖住脸,结果还是被虻蚊咬得红一块紫一块。回想起那段日子,陶芳田就觉得像经历过地狱一样。

由于陶芳田在东瓜和棠吉战役中作战勇敢战绩突出,戴安澜师长多次通令嘉奖,不久晋升为抗日远征军第201师直属军士大队中校指导员。在201师任职期间,日军步步逼进,妄图瓦解我仅存之西南半壁,全师准备出征迎敌。陶芳田在师长的支持下,写成讲稿并绘制十余幅作战图,在全师作抗日形势报告,讲题为“就大西南敌我战略地形,日军战线过长,反攻必胜”。他讲得生动活泼,有理有据,反响热烈。他还即兴作《鼓战》一首,在全师鼓战:拟轁驱虏鼓全军,划指战图论守攻。半壁西南背水阵,伏兵千里杀声隆。

陶老告诉我,1943年夏他奉调到重庆中央高级干校研究员班学习,蒋经国是中央干校教育长,与之关系甚笃。1945年日军投降,陶芳田不留恋高官厚禄,更不愿参与内战,自动要求退役回家。离队前,蒋经国为他写信给安徽省长李品仙,推荐他任立煌县县长,陶芳田执意放弃,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安庆。离开重庆他写下一首告别之诗:“八年抗战怆然收,兴国难为壮志酬。万里寻芳腥鼻野,千家求暖冷心头。陵滩艰险蜀道恶,建邺云悲皖水愁。归去来兮何所适,猿啼三峡一孤舟。”

一波三折

陶芳田回安庆后,一直从事教育事业,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遭遇,是陶老后来才告诉我的。1980年夏的一天午休后,在他家里,他拿出20多年前的一首诗给我看:“悬壶愧非施仁术,只为生存逼上途。日出山中寻病主,日归灯下问灵柩。一针换得村姑笑,一剂赢来霸主谀。能效时珍终我志?嗟呼唏嘘复嗟呼!”1958年他在市直机关干校被错划为右派劳教,1960年平反,给生活津贴每月30元,难以养家活口。为了生存,他请求市文教局发给业余医生证明,在江西彭泽及安徽望江一带行医,声誉渐起,譬如一女痛经,为其肌注“阿托平”二毫升,不久她便破渧为笑。望江连洲公社某大队长之妻患不孕症,遂为其夫妻治半年,后怀孕育子。几年后“文革”爆发,仅因两首新诗,他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判刑七年,送合肥柴油机厂劳改,直到1975年被释放回家,仍属戴帽分子,不安排工作,“三中全会”后被彻底平反,重新走上讲坛,受株连的妻子杨舜琴也恢复工作,继续当教师。

19814月,笔者调任市委台办秘书,不久担任副主任分管对台宣传,便通过组织吸收陶老为对台宣传员,经常向他约稿,多次与他一起修改对台稿件。陶老文笔功底深厚,知识面广,办事认真,治学严谨。他总是逐字逐句推敲,直到满意为止。台湾有不少高级军政人员曾是陶老的同学和故友,其中原上海国民党警察局督察长高向荣,赴台后仍在警界任要职,1981年退休后公推为台湾怀宁同乡会理事长,不久又担任《安庆乡讯》(季刊)杂志社社长兼发行人,1987年冬高向荣致函聘请陶芳田为《安庆乡讯》副社长。但陶芳田不敢答应,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涉台之事非同小可须请示上级。为此,我写了一份“关于陶芳田先生受聘台湾《安庆乡讯》杂志社副社长事宜的报告”,请市委对台领导小组批准后报请省委台办和中央台办,结果不到一个月就批复同意。陶先生为此欢欣鼓舞,对我亦更加信任,撰稿组稿十分积极,仅十多年时间先后在台湾《乡情》和《安庆乡讯》杂志发表《大观远眺与安庆五中》、《黄梅戏今昔》等文稿近200篇,组稿300多篇,编稿数百篇,积极宣传古城安庆和我党对台方针政策,影响颇大,正如他在《十年乡讯》诗中所云:“十年‘乡讯’十年血,四项履如水上冰。情景交融连两岸,和风细雨涤双棱。求同存异辟分裂,简练揣摩每字斟。只为中华求一统,仍将耄耋付兢兢。”与此同时,身为民革成员和大观区政协委员的陶芳田还兼任民革组统委副主任、大观区组统委主任、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应市侨联之请,他首创“安庆侨联通讯”,负责海外联谊和接待工作,先后参与接待了数以千计的侨胞和台胞,多次获得市台办、侨联和市政协的奖励。

故土情深

2004年之春,陶老85寿辰时,在徽园酒店宴请我和老伴及文友刘章侠、黄复彩、叶卉等。席间,我们向陶老祝寿,陶老兴奋地举杯说:“老朽能有今天,多亏诸位鼎力相助,特别是台办张先生,在我遭难时为我鸣冤叫屈,后来我平反昭雪,又继续为我鼓与呼,让我的冤情大白于天下,在群众中真正抬起头来。”说罢,一饮而尽。寿宴后,陶老还与我们合影留念。2006年《安庆晚报》刊载了长篇人物专访《抗日远征军老战士陶芳田其人其事》,连同陶老几幅照片一同刊出,陶老非常兴奋,遂成为成为该报的忠实读者和作者。次年《安庆晚报》副刊载胡同怀先生一文:“屈原到过陵阳吗?”陶老读后感触良多,遂据理驳诘,写成一篇长文《屈原在陵阳住过九年》,发表于《安庆晚报》“人文皖江”专版,反响热烈。

2009年秋,陶老和我闲聊时说,他从小就离开家乡,对家乡没贡献,愧对父老乡亲,打算在有生之年将自己对故乡孔城所掌握的资料和亲历之事,撰写一部反映孔城历史文化的手稿交给孔城镇政府。我听了极表赞成。我想起一句流传于非洲的名言:“一个老人就等于一个图书馆”。陶老听我这么一说信心倍增,从这年起他就不断撰写,写成一部长达十万余字的专著《孔城古今》,无偿赠给了孔城镇政府。孔城党政领导如获至宝,连声致谢。悠悠赤子心,拳拳爱国情,陶老的爱国爱乡之举,令人动容。

陶老处女作《千首丹枫回忆录》出版后,赠给亲友故旧后,好评如潮。我写了一篇近三千字的人物通讯《赤子丹心报国情》,分别被“江淮时报”和“皖江晚报”刊发。时任省政协主席方兆祥发现后,立即向省电视台推荐。不久省电视台摄制组专程来陶老家,为他拍了专题片《抗日远征军老战士陶芳田》,很快在安徽卫视播出,产生很大的影响。

美国土豚环球出版公司出版发行陶芳田长篇文学专著《千秋万众吊屈原》,中英文对照。该书全方位多角度评价中国古文化先躯屈原,自成一体,对研究屈原其人其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而引起各国读者的极大关注,英美和欧洲各国图书馆纷纷争购收藏,受到省市外事部门好评。其间,陶老还出版了《中学英语试题语法说解》和英译《关节炎与美国传统医学》各一套。

2015年夏,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世界人民反法西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到陶老家向他祝贺所获得的抗战纪念章,他兴奋地说:“这纪念章见证着我远征缅旬抗日的生涯,也见证着国共两党两军为抗战立下的汗马功劳。我们要以史为鉴,铭记在心。子子孙孙都不可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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