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家田的光

金国泉

屠家田

 一个地名自然代表一个地方，代表一个地方说话，或者说一个地名总能衍生出一个地方，与一个地方血相通、肉相连。但一个地名又总是与一个地方相脱节，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血肉关系实际表现出来的却不是十分关联，甚至相去十万八千里。像一场马拉松比赛，许多地名总比地方跑得慢，总是尾随在地方的后面，有时后了许多。但我认为它们更像田野里长出的稻子，它的外壳与那金灿灿的米粒的关系。米粒那么香甜，而呵护它的外壳却是粗糙的，难以下咽的，乃猪之类动物的饲料。当然，在那个人不如猪的年代，人肯定难以吃上这个本应该属于猪才吃的东西。

　　“歌声使秋天金黄/突兀的稻茬/散发着淡淡馨香/但它抓不住自己的果实/仿佛这旷野的歌声/不由我唱出/却由我收获”。这是我多年前所写的一首诗中的几句。抓不住自己的果实，对于界定地名与地方的关系，应该更为确切。

　　我的家乡，一个名叫屠家田的地方似乎也十分适合这个比喻。不由我们唱出的屠家田，却由我们收获了。我不知道我的家乡及家乡的亲人们抓住了什么？

　　从文字上看，应该与姓屠的多少沾点关系。可方圆十里之内，连一个姓屠的女婿都找不到，哪来屠姓一说！实际上即使有屠姓在，那又怎样？对于屠家田来说那不仍然是难寻寸丝半粟吗！时间早已将一切掩去，让一切成为屠家田上空的尘土，在飞扬、在呛人。因而我总是认为我的家乡及亲人们对“屠家田”什么也没抓住。

　　什么也没抓住是不是什么都抓住了？这应该是个哲学问题。

　　我不是哲学家，我也没有去研究哲学。但我喜欢看我的家乡屠家田的村头终年挺立着的那棵哲学家般的大柳树，几十年了，大柳树既长碧绿的叶片，也长灰褐色的枝杈。那些叶片年年飘散，年年不知所措地落在水沟里、水塘边，再远一些的也就被风吹到了不远处的田野里；如果再从田野里望过去，远处也就是一望无际的湖泊——连接皖鄂两省的泊湖。一个湖能“泊”在某个地方吗？一个“泊”字让这个湖周围的村庄以及村庄的一切一下子就有了千年的意味。这个意味让湖与村庄一起“泊”着，一起静悄悄地蹲守。从春天一直蹲守到严冬。泊湖因而波澜不惊，因而静影沉璧，泊湖的水因而夏天深冬天浅，有时甚至浅到人可以直接踩在夏日里蓬勃，一俟冬天就枯了下去的松软的麻皮草上走到对岸。

　　我们这个地方每个姓氏家谱的谱头几乎无一例外地告诉后来的我们，是明洪武年间从鄱阳湖瓦屑坝迁徙而来。我们当然就是其中之一了。但在这以前，这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各家谱头都没有表述。或者由于是移民不清楚原来的情况，又没有去考究，干脆就不做表述。就像这个屠家田，突兀地存在于这个地方，没有来路，也没人去管它的来路。所谓“突兀”当然是我的想法。实际上，那个叫瓦屑坝的地方也一直是在那里突兀地站立着。有人曾专门去考究过，最终也无功而返。所以，我们这些被迁徙的人什么也不是，两头空着。“屠家田”因而被我总结出一个结果：像一块飞来石“很孤立地突然”。

　　──“存在就是合理”？对这条真理，因为我的家乡屠家田的缘故，我突然有些迷惑了。

　　是不是世间的事大都没有来路？没有来路的屠家田让我们一辈又一辈人很懵懂，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名不正、言不顺似的。仿佛我现在正在走着的这条乡村小路，猛然往身后一看，满是荆棘，狗尾巴草，路没有了、消失了、被狗尾巴草吞没了。好像我们不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而是从天而降。

　　我知道，屠家田不可能从天而降。它是一个村庄。世间有多少城市不是由一个个村庄演变而来？比如石家庄，比如香港……当然有些村庄能演变为一个城市，甚至是大都市，而有些村庄永远只能是村庄。比如屠家田。

　　是不是营养不良？

　　可能像写诗一样，同一个或一件物事，有些人写出来是一首好诗，而有些人写出来的就不是好诗，甚至不是诗，只是冠了诗的头衔。这样一说屠家田肯定就不是一首好诗了，或者就不是一首诗了。其实我骨子里就是这么认为的。只是儿不嫌母丑。我不应该有这样吊诡的想法。

　　作家刘震云在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通过主人公杨百顺告诉我们：世间的事情原来都是拐着几道弯的。杨百顺先是被“拐”成杨摩西，然后又被“拐”成吴摩西。叫杨摩西尚能理解，叫吴摩西就连他本人有时也有些不知所云了。我不知道我们的屠家田一共拐了几道弯？肯定是哪个弯拐急了点，让我们的祖先一时转不过来或者没来得及留下一些痕迹，转不过来或没来得及留下一些痕迹便容易让后面的人失去目标，甚至会出现交通事故。

　　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失去了目标？对于屠家田来说或者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个死结，解不开了。我的一个朋友曾想帮我解开，他很兴致地告诉我应该是“度”家田，普度众生的“度”。我想这也太过牵强了，即便是讲故事也不能这样讲！

　　其实解不开也可以不用解。世间有多少事能解个清楚明白？解来解去，看是解开了，实则滑稽。后人能认可吗？比如我们认可屠家田吗？我们实际上只是被动地接受，品尝时就觉得干巴巴了，味同嚼蜡。

　　“这条河在沙漠中结束生命！一条河，不汇入任何水域，把自己最好的水和最好的动力就那么一路分送给萍水相逢的朋友们。”索尔仁尼琴在他的《癌症楼》中的描述更加坚实地证明了这一点，证明了屠家田或早就将它“最好的水和最好的动力”一路分送给了我的一代又一代的祖先。

　　……天有些麻黑了。麻黑就是既不黑，也不亮，给人以恍惚的感觉──我忽然想到屠家田给我的就是一个麻黑的感觉。

　　实际上，这个时候太阳已经西沉，月亮尚没有出来。这样的境况只有乡村才能见到。城市都已被早早到来的灯光消解了。城市有灯光消解黑夜，而乡村就只能靠吸收了一天的光亮的湖水或土地、庄稼来释放光亮进行消解。这样的消解持续时间不长，很快就会黑漆漆一团。好在我已经来到了村口。说是村口实际上是一条乡亲们出门劳作的小路。每一个村庄都存在着多个这样的村口。比如屠家田就有四条；一条是进村的路口，一条是出村的路口，一条是去池塘洗衣挑水的路口，一条就是我正在走着的劳作的路口了。这么多的进出路口怎么就没有一个路口让我走进去看清屠家田的来路呢？

　　记得这条路到达村口时原本有一个坡，现在没有了，岁月已经磨去了村庄的高低起伏，磨去了沟沟坎坎。实际上，由于区划调整，屠家田这个名字也再一次进行了更换，改叫南台。而村庄也基本没人居住了，村民亦即我的乡亲们大都搬到了路边，很时尚地沿着公路一字排列，俨然一条街道，许多妇女跳着广场舞的那种街道。原来的村庄已经成了一枚实质性的蝉蜕，被抛弃一般委屈地一动不动地躺着。我想再过若干年，这里不知是个什么所在？它会叫什么呢？

　　严格地说屠家田早就被抛到了一边。只是，它是被我的祖先抛弃的还是被我的父老乡亲抛弃的？我说不准。但有一条是准的，那就是屠家田早就是一枚蝉蜕了。尽管我们在其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尽管在朋友问起家乡时，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家乡叫屠家田。

　　或许，真正的屠家田早就不存在，没有消亡地消亡了。我们只能借着屠家田这个名字的光现在是南台这个地名的光生活、生存，东奔西走。

屠家田的另一半

我的家乡屠家田的另一半在哪？

我曾为我的家乡屠家田写过一篇文章──这是否就是我手中探寻屠家田的另一半的那根树枝？我总感到现实世界的屠家田与我的散文《屠家田》加起来好像仍然不是一个完整或完美的屠家田。我在《屠家田》中写道，时间早已将一切掩去，让一切成为屠家田上空的尘土，在飞扬、在呛人。因而我总是认为我的家乡及亲人们对 “屠家田”什么也没抓住。好像悬浮着，悬浮在现在的“屠家田”的上空。

我知道，我也没有抓住。那么现实世界的“屠家田”是我的祖先选择的结果吗？答案当然也是肯定的。但关键这个肯定的结果让人看不到来路。回身一望，一片茫然，甚至有些不知所措。如果我是梵·高，我也许能画出“屠家田”的模样，但我不是梵·高，我也不是罗中立，画不出《父亲》。我父亲的身影虽历历在目，但我就是画不出，无论我怎样的努力，每当我拿起笔时，他就溜走了，一片模糊，这类似于当年父亲教我吹口哨，无论父亲怎么样的示范，我撮起的小嘴吹出的只有笨拙的风，没有动听的音。其实，到现在我仍然不会吹。这方面我有些像米勒，米勒在他的《呼吸秋千》中说他一直也没学会吹口哨。但他吹响了《呼吸秋千》，并通过《呼吸秋千》“吹响”了那个悲壮的年代。

同时，我更不是列宾，画不出《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那11个饱经风霜的纤夫让世界难忘。我的家乡屠家田没有河，只有一个湖──泊湖。河与湖的区别，一个是流动的，一个是静止的。泊湖是静止的，但泊湖岸边仍然有步履艰难的纤夫，在那个年代，他们的身影虽也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但他们的形象在我这里也无法清晰起来，甚至也是模糊的，一种刻骨铭心的模糊。

这是不是一种饥饿──我忽然就想到了饥饿这个词。但我无法攀到《呼吸秋千》中的主人公雷奥在饥饿时达到的“工厂大门像炒鸡蛋，卸煤站像蒸过的辣椒，炉渣堆上的炉渣像番茄汤，冷却塔像煎茄子，迷宫般的蒸汽管道像香草球，野草间的沥青块闻起来像是蜜制榅桲，焦炉组像是甜瓜。就连风都能慰藉饥肠，它舞动着的食物清晰可见，绝无丝毫虚妄”的高度。这种“绝无丝毫虚妄”的“虚妄”让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这个饥饿是虚妄的，我的家乡给予我的感情饥饿是浅表性的。像浅表性胃炎，只要认真调理数月，即可恢复。

其实，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去想这些。我一直还停留在为这篇文章题目里面的“家”字犯愁。我是应该把它写作“家”字还是应该把它写作“旮”字？从字音上来分析，在我们这里，我的祖先给出的发音是“ga”,而非“jia”。那么，能将音与义统一起来的，只有“旮”较为匹配。

古人认为院内有猪就是“家”，可现在我的家乡屠家田的兄弟姐妹、老叔老婶们，其院内有猪的已相当少了。时代的发展让以“豕”为“家”的这个标志已不再具有标志性。而“旮”的意义在我的家乡似乎仍坚硬地存在着，无论怎么样的发展，我的家乡仍然蹲守在一个角落里春来暑往，那些野草铺天盖地，那些田地翻来覆去。只是多了寂静，少了暖和，多了茫然，少了时不时传出的阵阵笑语。我知道，这些都是家乡的小伙姑娘们走出“旮”时扔下来或者说留下来的，有些像当年父亲种地时扔掉的一块瓦砾或石子。

我在散文《屠家田》里继续写道，世间有多少城市不是由一个个村庄演变而来？比如石家庄，比如香港……当然有些村庄能演变为一个城市，甚至是大都市，而有些村庄永远只能是村庄。比如屠家田。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家乡路边随处可见的那些灌木丛──矮脚黄荆。它长不高，永远长不高，但它却有着那些已经长大了的柳树、苦楝树无法企及的高度，那就是“耐旱耐瘠,在酸性或碱性土上都能生长良好”，且其果实具有“祛风解表，化痰止咳，理气止痛”的功效。

这也是一种选择的结果吗？但这不是我的选择，而是“物竞天择”，是一种生存法则！

我的家乡还有一种植物：金樱子，属蔷薇科。田埂地坝到处都能见到，小时候，曾以此为零食，其又酸又涩又略带甜味让我记忆深刻。其实金樱子同样也有许多药用功效，比如利尿、补肾；叶能解毒消肿；根能活血散瘀、拔毒收敛、祛风驱湿。

金樱子和矮脚黄荆都无法长高、长大，但它们仍然在生长，年复一年，且其药用价值被人们广为接受并传播。昨天我侄女打电话来告诉我，有许多人在她那里收购金樱子，价格不菲。

我常常对自己纳闷，那不招我待见的矮脚黄荆和金樱子们为什么在我的脑海里那么容易且十分清晰地浮出水面，而与我朝夕相处的父亲却怎么也清晰不起来，那些纤夫也是如此。这是不是有点与哲学家蒂利希所说“艺术所要呈现的是无论如何与我相关的事物”的话相违背？

但我又坚定地知道，这些纤夫中有我的二哥、三哥、四哥。

父亲

一地的碧绿与金黄。

长不过三米，宽不过丈许，高不过三尺。就是这么一个小土丘，父亲仍然如生前一样没让它荒废半寸，一棵一棵的小草像父亲生前的一个一个愿望勃勃的生长着，土丘的周围除了庄稼就是野草。庄稼就是这个季节沿江或者江南一带特有的油菜或者小麦，而油菜这时已经开花，满旷野都是金黄色。草也是江南普遍特有的那种狗尾草、芨芨草以及叫不上名却年年相识相似、又年年准时醒来的其他杂草。

可这并不能代表父亲，更不能代替父亲说话。父亲早在二十年前就不说话了。但我有时的确能听到他在说话，即便是在繁华的都市，即便是在夜深人静之时，即便是阴阳相隔，我都能听到。类似于这些草，类似于通过这些草，通过这些嫩嫩的绿准确而又准时地进行传递。

是像当年一样准时叫我醒来还是准时叫我睡下？

这可能就是我这个年龄的人特有的一种现象：我能不能把它叫做饥饿？因年轮的递加而产生的感情饥饿。

感情饥饿与肉体饥饿有什么不同？

其实，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因了某种缺失而产生的某种需要，甚至是强烈的补充式的需要。因时代的原因，那个年代的每一个父亲都只知道把肉体饥饿“责无旁贷”地承受着，作为感情的饥饿，他们只是无声无息地传递，特别是对子女的感情。父亲也是如此，他把前者全部通过物质方式投送给了我们这些子女，实际也就把后者即感情饥饿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这就是我现在感到饥饿的原因吗？

我感到吃惊。我吃惊地发现我饥饿的感觉不顾一切地越来越强烈，比二十年前更加强烈。这不得不让我想起北岛的诗句“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父亲的身影及其生前一切活动不是离我越来越远，而是“追随”着我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似乎在反向而行，迎面走来。

但迎面而来的父亲仍然不过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片，虽努力拼搭却怎么也拼搭不起来。像一个饿到极致的人，面对一桌佳肴，反倒无能为力、无从下嘴。我懂得这个道理，因而我此刻无法强迫自己继续下去。我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坐在父亲的旁边，默默地注视着远方，并不是守候，也不是等候，而是让它慢慢融化、融入。

这静静的坐着，等待融化、融入的姿态，是在代替父亲凝视吗？我自己也不知道。

父亲的这个方寸之地是生前他自己的选择。他虽然只读了半年私塾，好学的他却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半个先生，甚至比乡村的某些先生还要先生一些。因为他饥饿，所以他不断寻找可食之物来生存。这种为了生存的寻找让他不仅打得一手好算盘，还让他上至星空二十八宿，下至山前屋后风水均略知一二。特别是一手好算盘，虽然没有现在电视上看到的心算那么神秘，但记得小时候看他打算盘是一种享受。特别是他远远地就能准确地知道并指出打算盘的人错在哪，这让我在同龄孩子中得到了一种高出一头的骄傲，并因此骄傲地出了些莫名的风头。似乎父亲的这种本领与我有关联，我的童年也因此有了一种光荣的感觉──现在的许多孩子可能不知算盘是什么东西，更不能想像它在上个世纪的农村所承载的功能与作用。父亲虽然没正式当上生产队的会计，但却做着会计的事。因为那把算盘，生产队长有时不得不让父亲这个“鸡肋”偶尔“重用”。

我到现在也无法知道父亲成为“鸡肋”的原因（我想他也不一定知道）。但他曾沾沾自喜地告诉过我，就是这偶尔的“重用”，他的那把算盘，为我们这个家少说也多算了千把斤粮食，起码救活了我们姊妹中的一个。我曾调侃父亲，原来生产队长没叫您当会计是这个原因呀！父亲感叹并无奈地指着我摇头。我们一共兄妹七人，除老大在江西，二姐出嫁外，其他均在一起，这么个大家庭，一个个吃起来如狼似虎，我记得每顿饭母亲都要煮一大盆米，一石稻（少说也有一百二十斤吧）不要一个星期就吃光了。吃得人心慌呀，父亲告诉我，他实在是没办法，要不抓着机会多算一点，哪还有你呀，早就饿死了。他同时也告诉我，我如果没多算，这多算的粮食也会不翼而飞的。你没法知道仓库里的粮食是怎么没的，我家吃与别人家吃有什么不同吗！

我真的不能也没法评判父亲这个逻辑的对与错。这或许就是生活逻辑与数理逻辑的区别吧！

坐在这个土丘上，我感觉眼前很是茫然。看着被风撩拨得绿油油的油菜，我突然想到，父亲生前有过这油菜般绿油油的生活吗？答案是否定的。我记忆中，他穿的每一件衣服都是土灰色或者土灰色的补丁。他说，这样好洗，也省了买洗衣粉的钱。他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他的归宿，主要原因是不是想要好好绿一下，好好在母亲面前绿一下，好好地偷偷地为他们俩补偿一下，享受这生前从未享受过的油菜的花香，让他们俩感受一下荷尔德林那“诗意的栖居”？父亲当然不知道荷尔德林是谁，但他却会背陶渊明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文。他那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仅靠自己的记忆力记下的唐诗宋词毫无保留地传给了我，让我很早就知道了李白的只言片语，也知道苏小妹三难新郎官之类的民间故事。父亲记下的这些碎片实际类似于身旁的芨芨草，只要晒干了就易燃，且燃后很快消散，剩下一小堆灰不溜秋的灰烬。引领他向前的仍然是他身边的油菜、水稻以及类似的一切。父亲曾偷偷告诉过母亲，他晚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好好吃一顿用新炸的菜油炒一大盆米饭，旁边放一盆红烧肉，让他吃。他说那该有多香，吃得碗底能看见油也不会被噎着。肯定能吃一大盆的！他在母亲面前笑着反复强调。

前些日子在《文学报》上读到龙应台写的一篇题为《做父母的有效期》的文章。从龙应台这篇随笔的角度出发，我无疑过了做儿子的有效期了。

可我无法知道我在做儿子的有效期内做了些什么？可能什么也没做。我甚至将儿子的有效期颠覆成了父母的有效期。他们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一直在履行他们做父母的职责。而我，我们这些子女却连一碗菜油炒饭都没让他们满足。

水往低处流。父亲站在屠家田这样告诉我。

泊湖从不说话，泊湖总是以它的本来面貌映衬着两岸的油菜花，泛着粼粼波光。

屠家田的小蒜

早晨上班，突然闻到了小蒜的香味。是从隔壁邻居家飘过来，还是前面那个农家土饭馆里飘过来？虽有些小心谨慎，但似乎又是慌张地扑鼻而至──它也在找我，或者在找类似于我这样的人？我甚至还来不及回味一下，它就迫不及待地沁入到了我的肺腑，将我震慑住了。

我感到“理屈词穷”。因为我的妻子在后面笑话我，并叫我认真描述出来。我知道，无论我进行怎么的分辨、绞尽脑汁，也描述不出这个香味具体之一二，更别谈什么细枝末节。我甚至想到，即便是宋玉运用他在《登徒子好色赋》中的那种“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的方式也仍然“势单力薄”，听之者肯定会不知所云，甚至有“弄巧成拙”的可能。

也许，世间美好、美妙的东西是不允许描绘及复述的。大自然只让我们知其然，而认为我们不必知道其所以然。

这是不是许多美好的东西寻找不到答案，因而始终寻找的原始原因？从这方面讲，小蒜是不是有些离经叛道呢？

小蒜，在我的家乡屠家田不需要寻找。早春时节，二月、三月的天气，百草还未真正发芽吐翠，田埂上、地头上，河堰的堤坝处，甚至就是祖母的坟头上，类似祖母的头发，一蓬一蓬的长着，碧绿着，壮硕而蓬勃。

小蒜是不是与大蒜相对？我不太清楚。偶尔百度，发现小蒜叫薤，又名藠头、野蒜、野韭等，百合科，葱属，多年生草本，叶浓绿色，呈细长管状，鳞茎球形，类似洋葱，秋季抽花茎，伞形花序，花小。药用有理气宽胸、通阳、祛痰功能。

这前半部分的描述符合我小时候的记忆。但我可以肯定，后半部分，即便是屠家田的父老乡亲对遍野都生长的小蒜还有如此多的药用功效一定不知情。

小蒜除了它上述的药用功效外，它其实是一个有着相当争议的“物什”。北方人、闽地人均不喜食。且北方人对小蒜有畏惧感。乐府诗中有薤露歌，“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据说，薤露歌是送达官贵人出殡时唱的，乐府诗中还有一曲，叫蒿里歌，蒿里歌是送士大夫、平民出殡时用的。

而在屠家田则与此相反。记得小时候，特别是农历三月三，家家户户都要做米粑。我的家乡把农历三月三称着“鬼节”，而非通常意义上的七月半。老人们说，米粑掺杂上小蒜，就是打鬼粑。所以农历三月初三，我们孩子都要到田野里、山坡上去扯小蒜，回家给母亲做小蒜粑。我们只采撷其细如管状的叶片，而非北方人，弃其叶片，挖它的根茎。

这应该是文化的差异使然。文化让我们拭去了对小蒜害怕的感受，即拭去不知什么朝代附着在小蒜上面的惧怕意识，让它与我们亲近些、清纯些。据说北方人认为小蒜长在坟头上，像坟头草，风一吹，有悲愁之状，他们因此将它与死神联系起来了。

我的家乡为什么与此相反？喜爱它不说，还用它来打鬼，认为它有打鬼的功能。即便是坟头上长出来的，也不惧怕，仍然会顺便扯下来放在裤兜里带回家。

只是年代久远了，打鬼已成了一个象征。我只记得，熟了的小蒜粑其实特别香。小蒜一节一节地镶嵌其间，特别经看、耐读。嚼起来，其清香在齿间游动，其甘味在喉头萦绕。忍不住，总是不断咬下去。一般的劳力吃它十个八个的是常数。元代农学家王桢曾说：“薤，生则气辛，熟则甘美，食之有益，故学道人资之，老人宜之。”我想王桢可能是吃了小蒜粑后得出来的结论。

吃小蒜粑不要菜，捏在手上就能吃，方便。小孩子把小蒜粑揣在兜里，砍柴时、上学时，饿了就拿出来吃一口，大人们把小蒜粑拿在手上，边走路边吃，甚至边挑担子边吃。这也可能就是那时的妇女们动不动就喜欢做一大锅小蒜粑的原因之一。大家早就忘了它是“打鬼”用的。

我一直对古代文人纳闷。很平常的小蒜，造个“薤”字，许多植物上都有露水，太阳下面都容易晒干，为什么就是“薤露”易干？如果不是百度上面有图片，且说出了它的别名，我就是想个一天半宿的，也想不到它会是那么接地气的小蒜。其实，不仅小蒜，就是平常的白菜，文人们也高大上地把它叫做“菘”，古人有“早韭晚菘”之说。又比如萝卜，《尔雅》称其为“芦菔”。如此等等，让我等平民云里来、雾里去。看来古代的文人的确是不接地气的，让百姓们感到其高高在上。其实，史书上记载的，文人们之乎者也的，讲的都是一个东西、一个理。而这个理实际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只不过老百姓做事，文人们总结而已。总结出来后，还不让老百姓明白。其实，老百姓也没管这些，他们从古至今，一直认真地吃着他们的小蒜。

与古代中国文人相对，外国的文人写的就浅显得多。索尔仁尼琴在《癌症楼》中曾这样写道“世上每一个地方都为人安排好了一切，只是需要人去了解和掌握而已”。

小蒜就是上天为人类，也是为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安排的。我们了解了它、掌握了它。记忆中，小蒜煮鲫鱼、小蒜炖鸡蛋也特别好吃，母亲说，无论是小蒜煮鲫鱼，还是小蒜炖鸡蛋，其实真正好吃的仍然是小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