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黄梅戏情结

张爱斌

生在黄梅戏之乡

    我出生在黄梅戏之乡安庆，从小受黄梅戏的熏陶，与黄梅戏结下了不解之缘。

    三十年代中期，黄梅戏已在安庆城悄然兴起，黄梅戏迷也随之增多。我的父母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我的家在西门大观亭旁墩头坡的一个小巷子里，那时是城乡接合部，经常有黄梅戏班子演戏，我父母很喜欢黄梅戏，一有空就抱着我去观看。有时，他们一面织布做工，还一面哼唱黄梅戏唱腔。我呀呀学语时，父母亲就教我哼唱黄梅戏，在我幼小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种下了黄梅戏的种子。

    抗日战争初期，安庆沦陷前夕，为避战乱，父亲用担箩，一头挑着我，一头挑着锅碗瓢盆，与我母亲一道去逃难。尽管战火逼近，但父亲挑着担子，还一路走，一路依依呀呀地学唱戏中的唱腔，好不逍遥。

    到了桐城罗家岭后，我们就在这里安顿下来，虽然这是个陌生的地方，但我很快就喜欢上了，因为这里山青水秀，还与严凤英家很近，很快我就认识了严凤英，并成了亲密的小伙伴。严凤英原名叫鸿六，我与她家是近邻，经常与她一起挖野菜、拾柴禾，唱山歌。严凤英嗓音甜，小伙伴们都喜欢听她唱山歌。一次，她在田头唱着唱着，一个过路的黄梅戏班子被吸引住了，他们收严凤英为艺徒。年方12岁的严凤英不顾祖父的反对，进了黄梅戏班子，拜严云高为师，很快就学会了《打猪草》《小放牛》《劝姑讨嫁》等小戏，经常在江家茶馆演出。严凤英比我大三、四岁，像大姐姐对小弟弟那样关心我。她每次登台演出，都约我去看戏，我也不知不觉地成了小戏迷。也许是儿时埋下的黄梅戏种子此时已生根发芽，从而使我对黄梅戏更加喜爱，与凤英的友情也更深了一层。

    1947年严凤英遭坏人迫害一度失踪，解放后才被从南京找回。解放初期，我在安庆公安局当民警，严凤英在黄梅戏剧团唱戏。这时我们已经长大成人，孩提时的友谊还是那么纯真。见面时，我喊她严大姐，她称我张小弟，无拘无束。一次市公安局组织跳舞，我不会跳，她就热情地手把手教我，直到我学会为止。

痴迷黄梅戏表演

    1951年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严凤英突然来到我家，看望我父母和我这个儿时伙伴。当时我家已从桐城罗岭搬迁到安庆北门孝子坊4号。我问她是怎么知道我家现在地址的？她一笑说，是打听的呗！这次来访，我们交谈甚欢。临走时，她给我一张胜利影剧院3排4号的戏票，要我去看她主演的黄梅戏《小辞店》，还给我一张她15岁时的照片。

    那时的安庆，有三家黄梅戏班子，一是胜利影剧院，以严凤英挂帅；二是群乐剧院，以桂月娥夫妇领衔；再就是民众剧院，以丁老六、王少舫为主。这些戏班子按照各自的特长在舞台上献艺，成为三角鼎立之势。然而，当时小小的安庆城，人口较少，生意清淡，票房冷落的局面也时常出现。

    1951年盛夏，各剧团均不景气，为求生存和发展，经过协商，三家剧院同时挂出了由严凤英主演的《蔡鸣凤辞店》大戏中上半场一折《小辞店》。这样，严凤英就得“赶包”。她在胜利影剧院演完后，行头不脱妆不卸，由黄包车直接拉到大观亭剧场的“群乐剧院”接着演。演完后，又匆匆登车赶到五里之外的民众剧院演。那时有不少黄梅戏迷，买票只看前半场《小辞店》，看罢就溜走，其中相当一部分严凤英崇拜者，不惜花三张戏票钱，跟着她看“赶包戏”，严凤英一晚连演三场，他们也连看三场。我也是其中之一。

  那天晚上，我在胜利影剧院看完严凤英主演的《小辞店》后就溜边，刚到剧院门口，就见身着戏服的严凤英急匆匆地往黄包车上一坐。我喊了一声“严大姐”，问她要去哪里？她一扭头说：“群乐剧院，今晚要演三场呢！”话音刚落，黄包车就在人群中消失了。不由分说，我和一伙年轻戏迷，一路小跑也赶到群乐剧院，买票进场。这天晚上我观赏了严凤英主演的三场《小辞店》。严凤英扮相美，嗓音甜，演技高，场场博得经久不息的掌声，而我的掌声拍得最响。严凤英从此越演越红，三家剧院的生意也兴隆起来，《小辞店》票价也跟着上涨，这叫“加票”。记得当时每张票价前排1角，后排5分，还是供不应求，一连二十天都爆满。

    严凤英在胜利影剧院演最后一场全本《蔡鸣凤辞店》的阵容是：卖饭女刘凤英由严凤英扮演，蔡鸣凤由陈华轩扮演，魏大算由吕凯彬扮演。严凤英炉火纯青的表演，使观众倾倒。她一出场，观众就报以热烈的掌声。严凤英演完戏连谢三次幕，观众还是迟迟不肯离场，有不少人还拥到后台去看望她，许多观众还给她寄信、寄钱、寄物，以示敬意。严凤英离开安庆去省黄梅戏团时曾说，“我对《小辞店》是有感情的，对安庆的观众感情更深！其中就有我的乡弟小张伢子。”

    1955年底，我在福建前线部队供职，虽然身居异乡，但与严凤英还经常书来信往。1958年“炮击金门”战斗中，她曾多次写信鼓励我。六十年代后，也许她演出公务繁忙，很长时间未给我写信，渐渐失去了联系，直到“文革”期间才获悉她被迫害致死，我悲痛万分。

创作黄梅戏剧本

    七十年代初，我从部队转业到故乡安庆，有幸在市文化局创作研究室从事黄梅戏创作，我的兴趣与志向得到了统一。十年之间，我在老剧作家王寿之、汪自毅、班友书等老师的帮助下，先后创作大小黄梅戏剧目近二十部，其中现代黄梅戏《曙光初照》《棉海茑歌》等参加全省戏曲会演，得到观众的首肯。其中，现代黄梅戏《曙光初照》发表于1975年《安徽工农兵演唱》杂志。独幕小型现代黄梅戏《佳节新风》于1976年底参加安庆地区文艺会演。1979年，我创作的黄梅戏表演唱《老俩口逛石化城》，次年春参加了全市文艺会演，反响热烈。1976年底我与同事王寿之、吕凯彬合作，创作了大型现代黄梅戏《红旗漫卷》，彩排公演后受到观众好评。为了创作好这部现代六幕黄梅戏剧本，我曾先后三次骑单车到东门外曾经工作过的四七七厂，采访十多位老工人、老专家，还开了两次座谈会，倾听各方意见，收集创作素材。我执笔写成剧本后，交给王、吕二位老师审定，他俩很欣赏，参与合作。此后，由我执笔，王寿之参与研究的三集黄梅戏电视剧本《爱的奉献》付梓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拍，但我后来把它改编成长篇故事《黄梅女》，于2004年收录于安徽新闻出版局出版的《人物纵横》故事集内，面世后受到读者赞誉。

宣传黄梅戏艺术

    八十年代初，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市委台办工作，但对黄梅戏的喜爱与追求仍未消减。近三十多年来，我撰写了一千多篇文稿宣传黄梅戏，如：《喜看黄梅吐新声》《访著名黄梅戏演员田玉莲》《艺术青红似火——访黄梅戏演员董文霞》《回忆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路过安庆赏黄梅》《安庆市黄梅戏艺术节巡礼》《安庆黄梅戏走向世界》等，分别在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台湾《乡情报导》等报刊发表，1982年由我拍摄和编撰的《古城安庆》画册（内有80幅黄梅戏之乡及黄梅戏照片）经长城出版社出版后获全国对台宣传品优秀作品奖。此外，还与省台办同志合作，撰写了三集电视片《安徽黄梅戏欣赏》，由中国华艺音像实业有限公司摄制，在中央电视播出后向海外发行。此片全面反映中国五大剧种之一的黄梅戏的风貌，艺术性、观赏性和资料性并重，受到海内外观众的欢迎。2002年10月，由安庆市文化局等四家单位联合举办“邮政杯·我爱黄梅戏”有奖征文比赛，我撰写的《我与黄梅戏》和《故乡的黄梅戏》两篇征文，双双获奖。2004年，我与刘章侠撰写的《黄梅戏发展历程》共两万余字，全方位多角度系统地介绍了安庆黄梅戏，在《皖江晚报》文史版连载十二期。

    近期，我又撰写了约20万字的《严凤英往事》回忆录，待全部完成定稿后将无偿捐给有关黄梅戏部门收藏，聊表寸心。另外，我还拍了数百幅反映安庆黄梅戏图片，分别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现代中国》和澳门《华侨报》等报刊发表。2008年，我创作的长篇文史专著《安庆古今》，用很大篇幅介绍了黄梅戏，次年又出版黄梅戏文史专著《黄梅飘香》，其后又编著大型文史专著《安庆名人轶事》，集中介绍丁永泉、程积善、龙琨玉、潘泽海、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等一百多位黄梅戏艺人的生平事迹，为此，安庆电视台专门派记者来采访了我。2014年9月，我撰写的长篇特稿《曾希圣与黄梅戏》刊登在《黄梅戏艺术》杂志头版。

    如今，我的家与菱湖公园仅一墙之隔，每天我都要到菱湖公园漫步，其中的黄梅阁是我常去的地方，每逢清明我会在严凤英塑像前献上一束鲜花，以寄托我的怀念。好友丁恭慎生前曾赋诗赞曰：“一生钟爱黄梅戏，从小到老不分离。痴迷观戏八十载，创作剧本数十部。笔耕不辍书美文，宣传鼓动竭全力。乡戏有此热心人，发扬光大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