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没有永生不灭的事物，这当然也包括桐城派。方东树说：“咸丰壬子春，余与友人戴存庄论吾桐之文，以我朝为盛。然物胜则必反其本，然后可以久而不敝。天地之气运，流行不能自己，畜久则必盛，盛久则必靡，亦理之势然也。”（《桐城文录序》）但桐城派留下来的文化遗产，譬如“崇文重教、务实创新”的思想，仍有待我们挖掘与继承。

一、从桐城派文化的思想内涵来看，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钱玄将桐城派斥之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周作人批判桐城派比他们更卖力，但他后来对此作了反思：“经曾国藩放大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上还是被桐城派中人物引起来的。”（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夏中义也提出，要从历史和批判的角度看待桐城派。在说到20世纪文学特点时，夏教授特别强调了“西学东渐”影响下的桐城派。他认为，20世纪初，国内动荡不断，桐城派积极学习西方文化，投身中国革命，用西学的内容来帮助中国救亡图存。“桐城派使用西学来阐述中学，支持中国经验，非常具有时代意义。”

经过一百年的淘洗和检验，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桐城派和桐城派文化。市场经济蕴涵功利性意识对人的活动导引的机制，客观上加剧了利益冲突。利益和社会阶层分化明显，人心浮躁，人们普遍面临着功利、金钱、美色等多种诱惑，因而每个人的思想道德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桐城派继承和发展了以孔孟、程朱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提倡“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强调“以德教为之本，礼教为之用”，尤其“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对于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爱国敬业”和谐社会大有益处。

二、从桐城派文化的文学与审美来看，有利于端正文风

在晚清历史时期，以曾国藩、姚莹、方东树、张裕钊、吴汝纶、严复等为代表的桐城派作家积极面对现实，一方面著文建言献策，或竭力呼吁，唤醒国人危机意识，或汲取、传播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另一方面以文为旗，积极参与救亡图存、变法救国的各项实践。学者何天杰将桐城派总结为“无论在体裁、内容的规定上，还是在表现手法、语言文字上，桐城散文都扮演了从古代散文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散文的中介者的角色。”我们从《清史稿》纂修这个侧面来看桐城派文风的余脉。《清史稿》纂修开始于民国三年，完成于民国十六年，完成时间之短，却是前所未有的。至于参与纂修《清史稿》的诸人，几乎全是清室的旧臣。如馆长汉军旗人赵尔巽，曾任东三省总督；一度兼代馆长的总纂柯绍忞，是山东胶州人，也是吴汝纶的女婿；名列总纂第一名的王树枬，官至新疆布政司，未出仕前，曾受冀州知州吴汝纶的指点与教诲，将自幼学写的六朝骈丽文改为古文。此外，任总纂的还有吴汝纶高足马其昶，纂修姚永朴，协修姚永概。几位桐城派人物成为纂修《清史稿》的主力决非偶然。因为桐城派为文尚雅洁，重实效，言简而意赅，微言大义。

当代文学特别需要“正本清源”，时代越是快速发展，越要在意识形态上保持清醒头脑。“文以载道、艺与道合”在今天没有过时。只是我们今天说的“道”，已不同于封建时代的程朱理学。这个“道”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三、从桐城派文化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来看，有利于公民的文化道德水平的提高。

在晚清时代，外国入侵、国运维艰，桐城派后期大家吴汝纶以培养有爱国心的“真善美人”为目标，认为要有“大用之器”，要让后生“养成爱国之心”，培养“崇人格之观念，重个人之权利，求自由平等之精神，知实现理想之要”的“真善美人”。同时认为社会形势已发生了变化，“今日之伦理，非打东西之粹为一冶不可”。

姚莹在《一腔热血须真》一文中说：“或谓余：一腔热血，何必掬以示人？余谓：君血自未真耳！所谓热者，视天下国家之事，皆如己事；视人之休戚痛痒，如己之休戚痛痒，辗转于怀，不能自己。夫是之谓热血，岂可轻言之耶！试思三教圣贤，苦心苦口，著书垂训，所为何事？千古忠臣义士，剖心沥血，又是何为？世人只知自己身家名利，于他人是非得失，不甚关痛痒；又习见世俗轻?巧薄，以为此处世之道当然也。不但古圣贤忠义之所以存心为人者，未尝体会，即前辈诚朴忠信之风，亦所未见。”这样的文章，其论为人，可以教人；其论为文，亦是佳文，至今读来让人深受感染。吴孟复先生赞誉姚莹“一代文章，千秋风义”。桐城派教育家强调修身与养性之间的关系。曾国藩强调“养”的五种方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一分谷；明日又修一分业，又算余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吴汝纶认为“养身”同时兼及“养德”，身德俱佳，而最终造就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器”。

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是桐城派教育家的最大魅力。吴汝纶在深州任上，排除一切阻力，将原已被豪绅之家侵占的学田1400余亩全部收回，划归书院。还为书院追回被人拖欠的5000两银子，用这些款项及田租收入为书院购置图书、教学设备，改善师生的学习环境和生活待遇。还将深州所属三县的高材生召集起来，亲自登堂授课，后来享誉盛名的贺涛就是他深州书院培养的高足。

家族文化繁盛是桐城派文化重要特征之一，桐城派文化历来重视家风家训和家族文化建设的作用。方苞年轻时即以“文章在韩欧之间，学行在程朱之后”为志向，把“文章”“学问”和“德行”当作人生追求。《惜抱尺牍》是姚鼐与亲友间的家书，里面很多处就强调了读书人要注重“行”。姚莹是姚鼐的侄孙，他在得到姚鼐教诲的同时，还受到其母的严格家教，《诗》《礼》二经即由其母口授，且“旦夕动作，必称说古今贤哲事。”他们也十分注重艰苦奋斗的家庭传统教育。桐城清河张氏，以张英《聪训斋语》和张廷玉《澄怀园语》最为著名、影响最大，其核心内容归纳起来就是“务本力田，随份知足”。他说：“予之立训，更无多言，止有四语：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尝将四语，律身训子。”

桐城派各个时期代表人物都是桐城的大家望族，家教严、家风正，累世孜孜以道德文章为追求，他们的祖先不仅留下了许多好的文章，也留下了好的品行和事迹，值得学习和弘扬，譬如清河张氏的谦和礼让，桂林方氏的忠孝节义，麻溪吴氏的与时俱进等。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用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思维和眼光来传承桐城派精髓，发扬光大它的“崇文重教、务实创新”的文化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方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