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弱不并处，存灭争斯须*

——陈独秀与英国殖民者的斗争

苍耳

    《新青年》问世已一百余年了。倘陈独秀重回人间，听到英国率先加入亚投行，以至于引起整个西方世界雪崩似的连锁反应，必不胜感慨。中国的国力和地位已今非昔比，但我们不能忘记现代中国的前驱者的功绩和足迹。在陈独秀的早年生涯中，除了参与拒俄运动，两度在省城藏书楼发表爱国演说，便是目击英国殖民者对长江的蚕食与渗透，发出了“警告！扬子江之危机！！安徽之致命伤！！！”的沉痛呐喊。

    当时有一种“老刀”牌香烟堪称绝妙的注脚。这种烟是由英国惠尔斯公司在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推行的，在国内相当畅销。烟标上的图案是这样的：在大海波涛起伏的背景下，一个手持大刀的海盗霸气地站立在战船上，刀尖戳着甲板，腰间斜插着一把短腰刀；左面甲板上安置一门火炮，旁边有几枚圆形炮弹；海盗身后是三条悬挂的缆绳。这足可见英国人对他们的殖民主义毫不讳言，猖狂至极！然而，这种为底层劳工所吸的劣质卷烟，一边被国人直呼为“强盗”牌，一边又为他们所无法舍弃——他们对烟丝的劲道产生强烈的依赖性，而在腾云驾雾中他们抛却了人世烦恼，更不知有“国耻”二字。这亦足可见当时国人的精神是何等萎靡与沉沦。

    陈独秀对国人这种抱着妻儿热炕头、只知小家不知国家的愚昧状态痛心疾首。这是促使他成为一个启蒙主义者的直接动因。远在一八九七年冬，陈独秀在出道之作《扬子江形势论略》这篇宏论中就写道：“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时事日非，不堪设想。”（１）在这里，青年陈独秀用文字勾勒了一幅列强瓜分中国的可怕图景。不难看出，他对英国人在长江的疯狂扩张尤为警惕与担忧：它不仅危及清国的长江防务，更危及清国的经济命脉。一年后香港报纸《辅仁文社社刊》刊出了兴中会会员谢缵泰绘制的列强瓜分中国之《时局图》，与陈独秀的文字描述完全吻合，只是他用犬、熊、蛙、太阳、鹰，分别指代英、俄、法、日、美等列强。一九O三年，蔡元培在上海主编的《俄事警闻》转载了《时局图》，其时陈独秀也在上海，他必定也看到了。

    陈独秀对“英国犬”侵占长江之企图的判断很快被证实。在上海编辑《国民日日报》期间，他就读到有关铜官山矿案的披露文章。一九O一年，皖省洋务局受巡抚王之春委派，到上海与英国领事霍必兰、英商凯约翰会面，秘密订立勘探歙县、铜陵、大通、宁国、广德、潜山六处矿山的《勘验草约》。第二年王之春调广西，接任他的是曾国藩女婿聂缉椝。没想到聂巡抚狗胆包天，在未上报朝廷的情况下，授命藩司汤寿铭与凯约翰在安庆正式签订了勘矿协约，共二十三条，明确将歙县、宁国、广德、潜山、铜陵等地的采矿权交给凯约翰开采，由伦华公司先集资五万两白银作为开办费，期限为一百年，规定八个月内开始勘探。然而，八个月后凯约翰未开始勘探，他一面四次申请延期筹钱，一面派矿师麦奎进入矿区，造成铜官山矿已开办的假象。麦奎来到铜官山后，圈地造房、修路，任意侵占土地，赶走山民，还奸占人妻，枪杀砍柴农民，无恶不作，铜陵人对此愤恨至极。知县绳藻知道凯约翰来头不小，暗中将此事捅到上海一家报纸，以引起皖籍人士及全社会关注。十二个月后，凯约翰仍未按合同交款购地开工，安徽绅商函电请求外务部废约。凯约翰不得已提出修改协约，放弃歙县等五处矿区，只留铜官山一处。然而，经勘察核对，发现凯约翰提供的矿图水分太大，标明38.4万亩矿区，实际占有46.6万亩，相当于原六处矿区的总和。凯约翰显然在玩弄偷梁换柱的阴谋。此时安徽巡抚已换马，诚勋上任，他坚决不同意修改协约。凯约翰便通过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向朝廷施加压力。一九O四年六月五日，外务部竟撇开皖省直接与凯约翰签订了合同，巡抚诚勋闻知大怒，立刻向清廷奏本要求废除。消息传开后，皖绅徽商群情激愤，奔走呼号。

    也正是这一年三月，陈独秀回皖独立创办《安徽俗话报》。在创刊号上，他刊发了一则《全省矿山被卖的细情》的新闻，并以“三爱”笔名发表《瓜分中国》的社论，尖锐指出：“照他们的瓜分图上，说是俄国占了东三省，还要占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德国要占山东、河南；法国要占云南、贵州、广西；日本要占福建；意大利要占浙江；这靠着长江的四川、两湖、三江几省，就分在英国名下了。听说前几个月英国人就送一张瓜分中国图给两江制台看看，并指着图上长江各省要归英国所有，就向两江制台要挟三件事体：一是英国要派一员大总督，驻扎南京，管理沿江各处的地方；二是要在瓜洲口驻扎大兵；三是要在沿江一带要紧的地方，修造炮台。要照这样办起来，就合俄国在东三省一样，这沿江几省，就干干净净的进了英国的荷包里吗？”不难看出，他的矛头是针对老牌殖民主义之“英国犬”。而民众蒙昧不醒，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他当头断喝道：“要知道英国兵一旦进长江破了城池，那时候还能够舒服吗？别说穷人到了那时，没有饭吃，就是有钱的绅士和做生意的人，也是国亡家破四字相连了。说起读书的人，都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硬要饿死。至于妇女们，更要受洋兵糟蹋，那些话我也不忍说了。”在文中，他还抨击和嘲讽了清军“那班带兵官，别说是打战的本事了，那不吃鸦片烟不克扣军饷的，到有几个呢？”以致“打土匪也有些费事”。同期陈独秀还发表一首诗，旧瓶装新酒，用白话写成，冷嘲热讽，锋芒毕露：

　　眼见得几千年故国将亡，四万万同胞坐困。乐的是自了汉，苦的是有心人。好长江各国要瓜分，怎耐你保国休谈，惜钱如命。拍马屁，手段高，办公事，天良尽。怕不怕他们洋人逞洋势，恨只恨我们家鬼害家神。安排着洋兵到，干爹奉承，奴才本性。（《醉江东·愤时俗也》）

    在第二期《安徽俗话报》上，陈独秀撰写了《论安徽矿务》一文，集中火力撕开铜官山矿案的黑幕，抨击皖抚聂缉椝媚外求荣、贪桩枉法的丑恶嘴脸。他认为，“这笔大家产，送把洋人不算，还要惹下后来无穷的大祸哩。”什么大祸？他说，不必说俄国灭波兰，英国灭印度那些惨事，单看东三省的惨状便一目了然。当初“俄国熊”也不过开几处矿山，造一条铁路，东三省人全不在意，可是拳匪一闹事，俄军便以保护矿山铁路为名，调来大兵，占领东三省，由此引发了日俄战争，把东三省糟蹋得不成样子。鉴于这一教训，陈独秀提出“各省的矿山，自己开采，是第一件要紧的事，不让洋人开采，还是第二件要紧的事。”因此尽快成立“全省矿务总公司”乃当务之急，至于“有些人说这样办法虽好，怎奈没有钱”，他认为，皖省有三千多万人，且不说百几十万银子的财主，即便那些壮丁“每人出五角钱，也有三百万元，还说无钱吗？”

    第二期编好后，陈独秀设法联系上即补知县刘子运，让了解铜官山矿案真相的县官撰文更有力量。刘子运后来用文言写了一篇《英商凯约翰开办铜陵县铜官山铜矿事略》，辗转送达陈独秀手中。陈独秀破例将这篇文言文作为“例文以外”来处理，在第九期（同年八月出版）上发表，并在扉页加上“警告！扬子江之危机！！安徽之致命伤！！！”的大标题，在文后另撰评述文字，对“英国犬”之瓜分阴谋大声疾呼：“嗟呼！白色人种之灭人国也，表面以兵，里面以商，英人之灭五印度，非英人之海陆军，英人东印度商会耳。……呜呼！我祖国富源之扬子江！呜呼！我安徽举世胶浊孰警晨钟，则刘公此作，殆亦湘累之续也欤。本社深慨此公之苦衷，不忍弃而不录”，其言辞之沉痛之峻急，其叹词之反复之哀切，在陈文中绝无仅有。经过数年艰难反复的谈判与斗争，中英有关铜官山采矿的协议于一九一O年五月被废止，矿权最终回到了国人的手中。

    陈独秀另有一篇长文《亡国篇》，在该刊连载七期。他归纳了三种“亡国”现象，无不与“英国犬”有关。在“土地灭亡的现象”中，英国占据或租借的地方最多，有香港、威海卫和刘公岛、广州湾、九龙等。在“利权灭亡的现象”中，他写道：“单说我们安徽，英国造的浦信铁路，岂不是走凤阳、颖州两府经过吗？唉！我们安徽人，个个还在睡觉哩，那里晓得我们安徽省，已经在英国人的势力之下了，我哀我中国，我更哀我安徽。”在“主权灭亡的现象”中，他特别指出，“偏偏中国全国江海关的总税务司，被英国人把持了几十年。全国的财政、邮政，都归他一手包揽，政府不能够改换他人。列位你想这不是一桩希奇可怕的事么！”

    陈独秀第二次与“英国犬”对决发生在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后，陈独秀应邀两度出任安徽督府秘书长。在第二次就任秘书长时，他与皖督柏文蔚革新除弊，尤以查禁烟土烟苗为最力，期间又因查禁鸦片而与英国人发生严重对峙，影响很大。这年九月中旬，水上巡警从英国商船上查获省商会私运的“印度烟土”七箱二十包，价值一百六十万元。柏督下令七箱鸦片“和盐焚消”，余下二十包予以扣留。月底督府通令取消烟照，关闭烟馆，严禁私种鸦片，凡私种百株以上者，即行枪决。然而，七箱烟土被焚，有英国主子撑腰的省商会哪肯罢休？借助中国买办大肆倾销鸦片，“英国犬”又岂能不汹汹狂吠？于是省商会密请上海英国总领事罗磊斯来皖交涉，并派来两艘兵舰泊于江上实施恫吓。在谈判中，罗磊斯腰佩手枪，十分骄横，以焚烟不合条约为由索取赔款，又以林则徐焚烟的下场相威胁，均遭皖省谈判代表严辞回绝。硬的不行，罗磊斯便来软的。他请同仁医院戴世璜从中调解，后请外交次长颜惠庆、部长陆徵祥设法转圜，也无法奏效。

    此次“焚烟”行动载入史册，但功劳全记在柏文蔚名下。事实上，参与这场禁烟斗争的，更有柏文蔚的心腹和干将陈独秀、徐子俊（参谋长）、徐唯一（高级参谋）、王曙生（机要秘书）等人。柏文蔚在《柏烈武五十年大事记》中说，“余一面求吾皖内政之完整，一面又防袁氏之叛国。如此机要，只有陈独秀、徐子俊、徐介清相与计议，其他即多年之患难同志，亦不敢微露真意。”并说，“一切施政方针皆由四人代为规划，将行政机构加以充实、整顿，尽量安插革命同志，以保存行政之纯洁性。”（５）柏文蔚毕竟武行出身，最擅长的还是带兵打仗，治省理政是外行，但他会用人，用了陈独秀等诸位能人。正是陈独秀诸君以都督府的名义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革新除弊的法令和政策，诸如增加教育和实业经费，协办中小学校、禁赌、禁烟等治理措施。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禁烟斗争中，最棘手的便是与英国人多回合的谈判与较量，柏文蔚仅靠一己之智是不可想象的。陈独秀的见识和辨才正是柏文蔚所依赖的。还有一件事可以佐证：次年四月中旬柏文蔚离皖赴沪，与孙中山密商讨袁大计，临行前委任徐唯一代行军事，陈独秀代行民政。此时陈已缷任秘书长，但仍获如此重任。陈独秀和徐唯一，堪称皖督柏文蔚的左膀右臂。七年后陈独秀在上海写下《烧烟土》一文，亦可见陈独秀对禁烟的严厉态度。当时上海当局焚烟，却出现反对焚烟的奇谈怪论，诸如不合经济原则啦，不如送给欧美红十字会做欧战养恤伤兵费啦，等等。康有为打电报给政府反对焚烟，更奇怪的是万国禁烟会也表示反对。陈独秀对此进行了驳斥和揭露，其中“普益禁烟会的代表萧同荣，公然在会场偷取烟土”，可谓剥皮之笔。

    一九一二年十月，孙中山乘“联鲸”号兵舰离开上海，溯江而上，于二十三日下午四时抵达安庆。在都督府门前广场，孙中山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称赞皖督府禁烟、焚烟的正义行动：“禁烟事办理最认真者，莫如贵省，如贵都督前日焚烧鸦片，办理亦颇得法，贵省禁烟办法，实可为各省模范”。然而，同年十一月下旬，英方仍纠缠不休，英国公使朱尔典就焚烟一事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提出赔款银子两万五千两，声称安徽烟种未绝，不属禁烟省份，焚烟实属违约行为。为此，双方同意由拒毒会、红十字会、领事团组成烟苗调查组到安徽考察。调查结果表明，安徽禁烟严厉属实，鸦片早已绝种。英国公使和领事哑口无言，安庆焚烟事件至此才算告结。

    不能不提的是，恰在这年十月，陈独秀嗣父陈衍庶与英国人做大豆生意时受骗，赔偿数万两银子，以致破产。一九O九年，陈衍庶通过换帖兄弟、浙江巡抚增子固的关系，创办浙江省华商大益公司，与上海怡德英行订立购大豆三万吨的合同，陈衍庶负责收购，英商规定预付豆金七万余两，规定双方“不得在该处再与他人交易”。但英商违约，私自在该处收购大豆，使豆价上涨数倍。陈衍庶提出诉讼，经判决损失由英商赔偿，合同中止。然而在诉讼期间，买办姚某与英商串通，欺负陈衍庶不识英文，设下骗局。辛亥革命后，浙抚增子固倒台，英商通过外交途径要求索还定洋，或交付大豆。面对白纸黑字，陈衍庶有口难辩，只得变卖家产赔偿，家道至此衰败，陈衍庶遭此重击后于次年去世。陈独秀对此事不可能不知道，但他没有利用公权力谋私，更没有利用焚烟谈判与英国人作交易。这些足以显示一个老革命党人的本色和清醒，于今看来尤为难得。

*引自陈独秀作于一九一五年的诗《远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