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光里的斑驳碎影

马秋凌

老宅之谜

白天和夜晚交替，日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在这个城市我生活了三十年，目睹了它的变迁。其实，更远一点，我的幼年也在这里度过。时光倒退到五十年前，老安庆人都知道在福利工厂的大门对面拐弯处是联合仓库。父亲当年用三百块钱买的三开间房子紧挨着。最初对安庆的印象从此开始。当时的门牌号写的是幸福路，也就是现在的四方城街。当年的路面是麻石条铺成的。两边都是青砖和木板构成的店铺。在通向司下坡的拐角有专门卖水的店。那时不是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每家都用木桶买水挑回家。我家的平房前有个四十平方的院子，院墙的一边靠着联合仓库的厕所，一边是舒家房子。走过院子要经过又窄又深的弄堂才到大门。弄堂光线较暗，到天杀黑更是乌漆抹黑的了。白天出门会无端感到害怕，到了夜晚更不敢出门了。

现在的谯楼原是安庆军分区的大门，由大门沿幸福路北行三百米就到了我家房子，再过去二三十米，转弯便是联合仓库。而这个转弯处是个坡顶，坡下有一排房子，房顶与坡面平行。在这个坡顶有条下坡的道路，顺着坡下平房通向玉琳路。坡道陡峭，我很少下去。但靠近联合仓库那边是青砖墙面。我很少去想这些往事，内心总有个谜让我无法揭开谜底。父亲花钱买了这三间平房，印象中他没有住过。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房子卖了，我都没有得到答案。儿时对安庆的印象仅存这么多。大约过了十年我又一次来过。但父亲买的房子已在他叮嘱下按原价卖掉了。我只能栖身在舅舅家。舅舅家住在人民剧院对面的工人之家后面，是单位分的房子。那时的人民路两边是高大的梧桐树，炎热时会撑起一片浓阴。靠近工会的位置有家茶水楼和饮食店。外婆从饮食店里买过小笼包子，也从吴越街口边的烧饼店买过侉饼油条。当然，这些美味食品是用来招待我这小客人的。那时的人民剧院前常张贴着黄梅戏演出广告，一张张剧照全是身着古装的，头戴凤冠的女子，记得有个戏名叫《宝莲灯》。

再次进城时我已属于安庆，或者说安庆属于我了。仅仅凭着一纸从部队转业的安置通知书，就在派出所登记入户成为这个城市的居民。此前我常常路过这里，在舅舅家住上一宿就赶回部队或县城的家。现在看来选择安庆是个错误，这是命运的安排。那时在上海当兵只要坚持一年半载，爱人就能随军，自然也就落户上海。那可是上海人哦。可是人生没有后悔药。命中我只能成为安庆人。几十年来我就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它一面临江，一面靠近大别山脉。城里有“九头十三坡”。风景秀丽，人文荟萃，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可是站在振风塔上却再难看见它的古风古貌，走进街头巷尾寻到的古迹也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初来时，西门和北门尚有成片的老宅追溯到几百年前。我在穿街走巷时，曾在北门小街见过两进两层的木板房。据说是位富家大小老婆的住宅。一些老院子还有天井，四周是上下两层的房子。因为是板房，家家喜欢用报纸糊在墙上，特别是过年前糊上新报纸。我调处的一起纠纷就是楼上人家烧煤炉时煤灰从木板的缝隙撒落到楼下人家的床上。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折腾几年。

我至今没有读懂这座城市，正如老宅之谜一直未曾解开。这个曾经的省会城市没落了，滞后了，就像苍老的父亲一天天衰下去。这多少令人人伤感和无奈。回首历史，在水路经济占主导的背景下，安庆一度成为长江流域城市的佼佼者，与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并称“长江五虎”。而如今远远落后于其它城市。在这样沉痛的现实面前，真应该好好反省。反思再三，我觉得安庆要发展，还得靠自己，舍此别无他路。

从老宅想起旧事

思绪从雨声里穿过，飘向田野寻觅春的芳踪。绿草更为丰盈，青翠欲滴。盛开的花朵落下了凋零的花瓣，而花蕾依然冒雨绽放。我家露台上，青菜在雨水里欢笑，绿油油的叶上滚动着水珠，给人莫名的心动。觅食的家雀习惯的钻进檐下的雨蓬里，伺机同圈养的鸡儿共进晚餐。整个下午很安静，坐下没事打开Q空间，呵呵，我歌月影乱写了西门老街的回忆文章，原来他生长于西门，一直到成家才离去。

人生最无忧也最困惑的年代交给了西门。小时候在城门口住过，也有一些印象。母亲是西门出生长大的。年幼时属于富家小姐。日本鬼子入侵时，烧毁了房子，全家逃难。鬼子投降后只得住进清洁堂，一贫如洗。母亲的曾祖父宋德铭是安徽商会创始人，多次热心为慈善机构安庆清节堂、同善堂捐资和募集给养经费。他的子会沦落如此窘境，肯定是他始料不及的。我只记得联合仓库的围墙紧挨着我家的三间木板房。后来全家随父亲调入武装部工作而去了县城。那房子上世纪七十年代又按原价卖了。父亲怕落上投机倒把的罪名，一再嘱咐不能加价。其实，父亲没有长远考虑，直到离休时才想到如果那房子不卖就可以回安庆定居了。这是他心中的一大遗憾。一切都过去了，我们都将过去。所幸我们只需考虑怎样快乐的生活，除此别无他念。但在那有我童年的足迹，时常侵扰着我。我似乎很尴尬，那只是我童年生活的碎片，但又不能忘去。

慢慢回想着。上世纪中叶，我家房子共三开间和一间厨房，是父亲花了三百二十块钱买的，我见过买卖契约。我不知父亲在那住过多久，他于五十年代中期就调到县城武装部工作，不久因严重胃病就地转业了。此后我们家就落在了县城。原留下二哥随外婆舅舅还有大姨一家住在买的房子里。每年寒暑假二哥才来到县城同我们一起生活。许是二哥淘气不过，在他读初二时就转学到县城了。

我对四方城房子的记忆既模糊又清晰。印象深的是回家要经过一条弄堂，弄堂前部两边住有人家，光线很暗，一到杀黑我就不敢走。有几次天还不太黑，我是跑着过去的。这些情景在我成长过程里好多次进入梦中，虚虚实实，醒来也没深究。弄堂后面是我家门前的院子。弄堂的出口正对着福利工厂的大门，大门两侧是青石墩子，小孩们喜欢坐在上面。我大约五六岁光景，和门口的小朋友从街的一边跑向另一边。该是倒霉，我冲过去时正遇上一个挑大粪的。我一头撞上了粪桶，弄得全身都是大粪。是老婆婆把我冲洗半天才洗干净。关于这个老婆婆身世比较凄凉。她是扬州人，被拐卖进鸦片馆给人点烟泡。由于年龄小，常打嗑睡。因此曾被人用烟枪砸在头上，留下了明显的疤痕。外公的母亲见其可怜收留在家。当外婆家道破落后就一直随外婆一家生活。小时候老婆婆常常抱我，她把蚕豆嚼碎以后再喂到我嘴里。大人说她特别喜欢我，这两件事足以佐证，我也笃信无疑。但我对她长得像什么样却没有一点印象，怎么也想不起她的样子。约在我六岁左右，于县城石牌得知她去世，我哭得很伤心，整个身子都抽动着。

还有文革时期大家都喜欢戴毛主席像章，我那时胸前戴的是夜光像章，却在四方城去鸭儿塘的坡道上，被人从身后一把抢走。当我转身时，那人跑的不见踪影。当时带夜光的像章并不多见，那是父亲的好友送的，很珍贵。被抢后，父亲只是和我一道找抢我的人。他没有责骂我一句。他是多么慈祥的父亲啊！也就是这段时间，我常跟在表哥后面，看他同门口的孩子们砸四角。所谓砸四角是小孩们玩的博弈游戏。把纸折成四方块，而后贴着墙再松开手随它飘，飘得远的纸角拿起去砸其他纸角，砸翻过面就赢了这张纸角。我表哥赢了好多，用两只手才能捧住。这些事在我脑海里时常想起。

至于别的印象也是有的。如距门口百米左右是一座明代修建的谯楼，从谯楼的门进入就是军分区，紧邻的是九一六中学。文革时校园里面树立了一座纪念碑，纪念武斗中打死的学生。从那经过总觉得怕怕的。如今，除了谯楼重新修饰作为文物保护建筑以外，纪念碑早已拆除了。九一六中学也改回为安庆一中了。我家房子那块也被开发商建成了成片楼房。我只能在记忆中寻回这些童年生活。

北门小街

俗有安庆北大门之称的集贤路，南起柏子桥北到集贤关，中间有黄土坑路横穿而过。以此划分，向北为集贤北路，向南则是集贤南路。在没有高速公路以前，这条路是进入城区必经之路。提起安庆，建城八百年，而述史可达千年。现如今只能据史而谈，走在这片穷乡僻壤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么悠久的历史。从八十年代末开始，我就生活在紧邻集贤南路的工农街上，一晃三十年过去了，目睹着物是人非，或者人是街非。也许有人会说，你住工农街同集贤路何干？其实不然，这工农街原叫北门小街，在集贤南路未修建之前，进城的车辆是沿着北门小街到柏子桥开往汽车站。那时还没有龙山大厦，六七米高的陡坡，坡上都是一些平房。记得小时候乘车进城坐解放牌卡车，车箱上是钢筋弯曲成弓形，再盖上帆布。从车后挡板上的铁梯爬上去，两边车箱板有一排木板的坐位。人多时，就只能站着或者蹲在车箱中间。那次司机就是在这大坡边上，让熟人上车的。我来的时候高花亭那有家正和印刷厂，门前的几户人家蓝底黑字的老门牌上，号码已标到工农街五百多号。

转业后，我分在集贤路街道办事处，办事处就坐落在老工农街上，后更名为南庄岭路。它紧邻武警消防支队大楼，是个四合院的小平房。进门有个不大的小院，北边是门房，两边各一间办公室——我相继呆过。中间是会议室。靠南边的办公室与会议室之间有个门洞，直通四合院，领导们在最里面办公。这座四合院早已拆除了，在原址上建了三层楼房。前后两处办公地址上，我工作了二十四年。也从这里开始我目睹了北门小街一天天的变化，在不觉中发现面目全非，在她最后的日子我竟“助纣为虐”，加快了她的灭失，寻不到她的过去。但我不能不想她，而她又常在我记忆里复活，让我一点一滴地怀念她。许多人都和她生活过，不知有没有人像我一样钟情于她，一直无法忘却。我无数次从南向北，由北朝南走过北门小街。现在唯一留存在小街上的，是一座八十公分高二米来长的水泥墩子——荷仙桥遗迹，据说水泥还是洋货。为保护这点东西，几个文史工作者在网上叫喊，费了好大的功夫，这才作为文物保护下来。记得小街两边大都是徽式古民居，沿街的门面几乎都是木板房，且上下两层的。工农街居委会就在街边，底层两间，再从中间木楼梯上二楼又是左右两间。那时的居委会由五个委员组成，简称五大员。街道的居民有点畏惧他们。我在小街上租房住过，街坊邻居知道我在街委上班。有次回家路过弄堂，几个老太围在一起打麻将见我来了，慌忙解释她们是玩玩的，输赢都是一分二分。我笑笑的走了，我才不问这鸡毛闲事呢。

工农街旧貌的改变源于农贸市场建设。市政府的初衷是把工农街建成小商品一条街，并成立了相关部门参加的指挥部。先从农贸市场入手，分四期建设。一二期主要是改造农贸市场，大致结构是底层为市场，二层以上是居民楼。四五年相继完工，拆掉了北门小街一半的旧建筑。三期是沿蔡山路小磨麻油厂向东再转进小街至蔡家桥以西地块。这三期较为顺利，只是建设周期略长。到了四期工程却艰难起来。原因是前三期里对居民违章建设开发商都按面积认了账，于是四期改造地块上违法建筑比合法建筑还多。原来的三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干不下去了，就把四期改造项目卖给了建联房地产开发公司。新进入的公司兴致勃勃的来了，成立了项目部，拉开了拆迁架势。谁知谈了半年也只有几十户老实本份的居民签了合同。接下来越谈越僵，一户也谈不下来。僵持了两三年。在此期间该公司被中海外开发公司兼并，四期项目依旧由原来的公司余总负责。这时候迁出的居民纷纷上访。市政府领导不得不出面召开联系会议，四期拆迁工作交给区政府完成，市规划、拆迁办等相关部门配合。会议的结果还是把拆迁任务交给街道办事处。那年我刚好从街道的副职转为一把手。分管城建的区长把我找到办公室说，工农街拆迁不动用强拆就能拆除的话，你就了不起。强拆要通过法律程序，实施以后拆迁户上访、闹事后遗症也大。这样，我逐户上门工作，确定违法建筑部分按七成认证，几个月下来，四年谈不拢的拆迁工作顺利结束，北门小街最后的老房子在我的推波助澜下消失殆尽。事过多年，我总在回想小街的过去，回想小街最初留给我的印象。到我接触北门小街时，真正意义上的小街也只是从蔡山路口进去，到德宽路这一段，大约七八百米长。

难忘的北门小街也包含我的心酸。虽然微不足道，但这些印象还是残留在记忆里。刚从部队转业回来，区政府某个副区长觉得转业干部安置是个累赘，勉强接收了我们。那时按区龄分房，与军龄无关。所以回地方无房是最伤心的事。工资只拿一百多一点，房租却要六十元。可想而知，当年的生活多么艰难。那时我租住在工农街135号的杂院里，两间土砖房。落雨时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常常拿着脸盆到处接雨，哪儿不漏水床便往哪儿搬。有次大雨，水漫进房间十几公分深，排水都没法排。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多年。起初还想单位帮助解决一点租房费用，好多单位对军转干部是全额报销房租。我向领导反映这个问题，他轻言轻语说到年底再说。到了年底他果真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打个困难报告给你解决二十元。如此打发我，叫人心寒。我只能无奈地住在这两间破房里，不知道何时是尽头。由于住在小街，生活的空间也局限在小街。沿德宽路第二小学西边下坡当时是市民政局，过去几十米是市模具厂，和模具厂紧邻的是市制线厂，然后是一排民居连着区医院，占地约摸几百平方，区里干部也叫它小医院。靠近小医院有一条小路叫壕埂街，可以插到皮革总厂和马山干休所。再向前三四十米就到了碟子塘居委会。居委会对面有一条小巷叫铁匠巷，它的北边就属于工农街居委会的地盘。这条巷已找不到旧迹了。但它依旧在我脑子里，我还能沿着它弯曲的路面走到集贤路，还记得它入口处有一家碟子小吃部，每天早上围满人买油煎包子。

又过了好几年，已是九十年代末，终于给我分了半套房子。我同另一个转业干部分在一套房子里，他住侧卧室并有厨房、卫生间，我住主卧室且有大半客厅、阳台。尽管种种不便却比租房强。这半套房子距离北门小街不到百米，就在小磨麻油厂对面。每天上下班都闻到麻油散发的香味，时常看到榨油工人在车间劳作，夏日里汗流浃背，敞露着古铜色肌肤。在蔡山路拐入北门小街处，有家烧饼铺。烧饼师傅六十开外年纪，颈部长着瓷碗大的肉瘤，做的烧饼葱香飘溢，食客交口称赞。小街的路面全是麻石条铺的，沿街房屋大多是木板房。从烧饼铺向南五六十米便是蔡家桥，旁边是豆腐店。每天上午豆腐店窗口摆着豆腐酱干、臭豆腐。再向前三十多米是糖果厂，然后就是我曾租住的房子。现在想来，那房子应该叫棚子才对，在当时小街上也是少见的。记得邻居胡爹爹没读过书，本分老实，常帮我照看小孩，特别细心。路对面的杜爹爹是个文化人，常年吃素。他去世前一天告诉杜奶奶说他先走了，当天晚上就离开人世。我听了觉得有点神奇。小街上发生的都是些小事。那些年我从事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哪家和哪家吵嘴打架都知道。大的纠纷由我出面调解，蛮横无理的人很少见到。偶有小混混，也是兔子不吃窝边草，行有行规呗。

北门小街已在岁月中流逝。它并无什么光耀的历史，只是大拆迁时代城市变迁的一个缩影。人们会渐渐淡忘它，而我不一样。每每走在工农街上就想起它的旧貌，想起那些消失的人和事。也想起安庆骂人的老话：你这个上北门口的，吃爆子的。因为北门小街在解放前属于城郊。老民政局那块就是枪毙人的地方。如今高楼林立，早已掩盖了这些历史。我只能写下这些文字纪念小街的亡灵（假如它有灵魂的话），以慰藉不能忘怀它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