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安庆老城的早年生活

章光庭

    安庆古城墙多少年来一直屹立在城池周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除大东门西侧有二十多米倒塌外，整体上说还是保存完好的。东、 南、西、北四大城门及其上面的谯楼，周边的城墙垛子，也依然完好。

本人于一九二六年元宵节的晚，在安庆五挡坡 66 号一座古老而破旧的平瓦房出世了，从此时起，我整个童年都在那儿度过。这座平瓦房是外祖父的古董。回忆起来，瓦房厅堂后面有个十多平方米院子，院中有 一棵三米高，碗口粗的香椿树，离城墙只有两尺远。我在童年，四岁起我经常先爬上香椿树，搭上一脚，而再爬上城墙。春天时，我与哥哥章光明 一道上城墙头放风筝，一放就是大半天，往往把吃午饭时间误了，让母亲为此担心。

安庆西门外，有个沙洲，安庆人称它杉木洲，其南端紧临长江，当是安庆水上飞机起降专用码头。我从小多次见到过水上飞机在五挡坡上 空飞过，得知水上飞机先由南京起 飞，经芜湖作短暂停留，每天上午大 约十一点才飞至安庆上空，先降落在对面大渡口江面上，然后，调头缓缓地飞到杉木洲码头，等待邮件卸下来又隔半小时，飞机腾空而起，向下游飞去，这就是水上飞机来安庆的全过程。当时我不到五岁，在第十三小学上学，放学时间是十一点半，赶不上十一点，也就看不上水上飞机，多次上了城墙头飞机却飞走了，江面呈现一片白色，波浪滔滔，心中不是滋味！ 后来下决心，要看飞机降落全过程。 我得要避着老师，上午第四节课不上，三节课刚下，便匆匆跑回家爬上城墙，每看到飞机来临，便拍手叫好，心中高兴极了。

此外，在我家城墙脚下，东面不远约二三十米的江岸前，是“三北公司”和“招商局”的趸船码头，专门停靠江字号大轮，如“江安”、“江顺”、 “江新”、“江华”等大轮都得停靠这两 个码头。每当下午放学回家，一听到大轮放汽笛声，便急忙爬上城墙，看大轮在江面上调头，缓缓驶向趸船旁码头停靠，待大轮靠稳后，又放一次汽笛，接着看到旅客男男女女争先恐 后涌向江岸，这些情景仍历历在目！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件，抗日战争 爆发，接着松沪战役打响，上海失守，日军利用上海机场对安庆进行空袭， 安庆呆不下去了。这年冬天，我母亲 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逃难到枞阳老家，从此我首次告别了安庆，同时离别了我深爱的古城墙，心里很是难受。

如今我已走过九十春秋，这其中，值得我回忆而久久不会忘记的那就是由大南门起直抵西门那一段，我仍旧记得，越过这段城墙与其相平行一条为麻石条铺面的街道。这条街道由南水关、轩 辕庙和五挡坡三部分组成，大约一华里。本人出生在五挡坡，而陆陆续续在这儿生活成长达十一年之久。五挡处于中心地段，当年去大南门，去长江畔，非常方便，当年有城墙隔着，从其他地方去江边是不方便的，来来往往经过这条街道也何止百趟；我对这条街道周边的环境是最熟悉不过的了。时间呆长了，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一天天多起来，认识的大人和老人们也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那条街道居住的人们也有更深的了解。

这条街南北两边住的人家，大约有一百七八十户。在这些住户里面，大都出卖自己劳动力，做小手艺的，卖菜的，拉黄包车的，摆地摊的，甚至也有捡破烂而度日的。贫困匠人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有正当职业的，在公家干事的，经商的，也只是少数的，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

具体说来，南水关一段多半住的是回民，他们走出家门，穿过大南门 就是长江。古人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滨临大江，就是把江的水一担担挑到五挡坡、轩辕庙、四牌楼和 大南门正街、西门正街去卖，买水的住户基本上都是老主顾，大都是固定的，每担水是四个铜钞。为了照顾买水的主顾上午能有水做饭，一般地在清早就出去卖水，很是辛苦。旧社会 有不少人抽大烟，白天当作晚上，晚上当作白天，有少数主顾因晚上抽大烟没睡好觉，早上这些人七八点还在梦里。见不着主顾，卖水的只好把水倒在厨房水缸里，水钱总是挂账，经常见到为水钱而争吵，甚至打起架来。在回民中，另外有一小部分靠卖牛肉和牛肉脯为生。我在五挡坡童年的时候，每当下午五点到六点，南水关有一个高挑个子的回民，挑着担子沿着这条街叫卖，声音洪亮：“五香牛肉脯啊！”我的外祖父和姨母对此人 的牛肉脯特别感兴趣，说这人卖的牛肉脯是正宗的味道好，所以多卖他的。

这条街道住户，有两三户专门贩 运蔬菜赚点钱以度日月，可这行当非常吃苦，半夜三更起身，不是去北门外农村，就是去飞机场周围菜农那儿。贩菜的人先用三轮车运回城，到 七八点钟才能挑竹篮子沿途叫卖，每走几步便高声喊“卖菜啊！卖毛豆、大椒、萝卜、小白菜啊！”一口气喊光。我觉得新奇，也学着喊，常引起人家发笑。常见到贫穷住户等到九点以后， 站在大门口等下市的菜，捡便宜一点买回，也有少数主妇为着在篮子捡点菜，或者斤两不足，争多叫少，双方吵闹不休，引得站岗警察来调解。这卖菜的并不都是当地居民，也有外地的，也有郊区种菜的农民直接进城卖菜，价钱非常混乱，高低悬殊很大，这 是当时很大问题，谁也管不着！

这条街还有好几户专门以打散 工来糊口度日，其中有一两个人成天等着外地运芦柴的船来安庆，他们以稍微便宜价格买上两三捆，然后一捆捆驮到城里挨家挨户问：“你家可要 芦柴吗？”当时每捆到家只要两毛钱，从中每捆可搞到五分钱，一天搞两三趟可得到三四毛钱，最多的时候每天可以搞五毛钱，有时阴雨天芦柴船不来安庆，那一文钱也搞不到，全家就要挨饿。

一九三四年，因父亲在六邑中学任教师，为照顾父亲，让家离学校近一点，我家只好搬到锡麟街，与史律宾公馆隔一条巷，至此，我彻底离开了我童年生活的五挡坡，同时离开了我心爱的古城墙。

家搬到锡麟街我已是八岁，在黄家狮小学上了四年级，这时家庭经济稍微好转一点，住进两层楼房，地据闹中静，交通方便，人来人往。每到深夜，只听到阵阵摇铃声，那是挑着 担子卖水饺的中年汉子，在兜揽生意，希望有人来下水饺，可当时我兄弟姐妹从来也没有光顾过，没吃过一次水饺。那年章伯钧的儿子章师明在六邑中学读初中，住在我家也没吃过一次水饺。卖水饺的刚走之后，接着是一个驼背的老人身背一个旧洋铁箱子，手提马灯一路走一路叫“卖炒米粉！”。还记得哥哥章光明和章师明也偶尔买一两包，但不是经常去买。我父亲从六邑中学上课回家，常对我们讲：“那些卖水饺的、卖炒米粉的，在深更半夜沿街叫卖也是为生活所逼，养家糊口不得已而为啊！”社会就是这样不公平。

在锡麟街曾同我家住一栋楼的楼底下，和我家相隔壁的是个姓姚的，我们是邻居，男的我家人称呼他为姚少爷，女的我们称呼她为姚太太或称她为姚少奶奶，是个做官的世家，家中有钱，姚太太会过日子，精打细算。据姚家保姆讲，姚太太花十几块钱买了两部旧黄包车，找了车子行加以整修，出租给贫穷买不起车的黄包车夫。姚太太这样每月可得租金十块钱，充作生活费，致使每月家庭 支，本身只拿出二十元就足够了。

可每逢租黄包车夫付姚太太车子的租金，总是相互争吵，姚太太不时的向邻居们讲，黄包车夫太坏，每月租金总是没有足额给过，或者说租出的车子坏这坏那，月月得给车子修理，不划算。可局外人看得很清楚，那时是社会上一种新形势下的剥削方式，在场的邻居们都为这位黄包车夫打抱不平，深深地叹口气，说：“天下为什么这样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