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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四海散文小辑
双击自动滚屏 文章来源:安庆文联   发布者:admin   发布时间:2017-01-11  阅读:568
 

杨四海散文小辑

作者简介:杨四海,河北省人,现居安庆市。有小说、散文、文学评论二百万字散见于《散文》《中华散文》《散文百家》《长江文艺》《山东文学》《草原》《四川文学》《延河》《文化月刊》《安徽文学》《阳光》《红豆》《芳草》《青春》《岁月》《青岛文学》《佛山文艺》《漳河文学》《经典美文》《阅读与鉴赏》等期刊;作品收入《21世纪中国最佳散文(2000-2011)》、《中国随笔年度佳作2011》(贵州人民出版社),《新散文百人百篇》(人民文学出版社),《零距离・名家笔下的灵性文字》(学林出版社)等多种选本;著有散文集《河边叙述者》等三部。作者系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庆市作协理事,长江作家协会第一届(2013―2018)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长江航道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2012年被授予“长江航道文化使者”称号。

江堤下(选七)

浑黄的江水漫过江滩

五月末的长江,流速湍急,且又挟沙量急剧增大,水色变得浑黄。即将进入六月,这一个星期,江水愈来愈浑浊,天天在上涨,船上那本《航行日志》记录的清楚:521――也就是“小满”那天的水位是12.48,之后的22日是12.612312.712412.782512.832612.91

今天是星期天,527八点钟,长江安庆段水位已上涨到吴淞高程的 12.97。此时的江水,已漫过那片江滩、爬上那段堤坡,在距离大堤路面不足一米之遥的那个高度的水平面上波翻浪涌着,还打湿了来江边洗衣服的女人……

站在夏日北岸大堤上,我常常心存疑惑,随着汛期的到来,长江水面越来越宽阔,但对岸的景物并非视距的延伸而模糊,却越来越清晰,这似乎与常识相悖?这是不是与河流面积加大,河水反光也更加强烈有关?

在航道码头下游方向大约600处的那段堤岸上,我甚至能清晰地辨别出长江对岸大堤路面上的那一辆辆汽车,是长途客车,还是载重货车。这些车辆正缓缓地驶下水泥坡道,暂停在轮渡驳船那宽大的甲板上,等候着启航驶向北岸。那些不会像车船,或者我们人一样能够走到哪儿去的柳树和杨树,这次也都“走”进了河流中,它们的树冠原本青翠,由于来自下方流水反光的映射,而变得斑驳,并且深刻。我知道这些具有防浪作用的柳树或杨树,在汛期未结束之前,它们的根部及躯干的下半部分,将一直浸泡在洪水中,但这两种树决不会死于洪水,树身会在齐于水面的地方,迅速地生长出极其柔韧、极其密集,颜色和形状都如棕丝――却又比棕丝直径稍微粗一点的根须来。

如果我们的航道船沿着南岸缓流水道航行,我对这些密密麻麻的根须,就可能观察得更仔细一点。我“发现”,这些生在树身的根须,长短参差不齐,大多在一尺或一尺以上,随着水面浪涌的起伏,时而以树身为中心成圆周状散开,时而收拢于树身,它们虽然柔软、细长,却是空心的,这或许是神的旨意,让它们于浑黄的洪水中诞生,却要将洪水中那泥沙中的养分,努力吮吸到自己的身体里。因而,当浑黄的江水漫上江滩时,凡是有柳树或杨树林的那片水域,江水里的泥沙就安静了许多,水色也清澈了许多,并且,越往浅处越清澈,清澈到可见水底之物,比如,那几条悠然自得游泳的小鱼,即使游在水底,也能见到它们摆动尾鳍时的鳞光闪亮。

在洪水回落到河床之后,我曾多次于另一个季节,并在长江下游流域不同的地址之上,看到这些披挂着犹如棕丝“铠甲”的柳树和杨树,再次站到了堤下的江滩上。但我总恍惚觉得,具有这样经历的柳树,我是第一次看见。

进入长江主汛期,当浑黄的江水漫上江滩时,淹没在洪水中的,何止是那些柳树或杨树。那些曾经疯长的野草,像是早有准备,在那一场大暴雨之后,就停止了向天空方向生长。有一种开着雪青色豆粒般大小花瓣的草,似乎由于泥土里的水分过多,细碎的花还在风中摇曳着,草叶却已泛黄,但它们都以“向下生长”的方式,低矮地伏身于地面,并且盘根错节,努力将自己的根,向泥土深处扎去,然后沉默于水底,等候着大水退尽,在秋天到来之时,将那个季节中结出的种粒,播洒在即将进入冬季的泥土里。

只有被野草挤到堤坡边生长的那几丛芦苇是个例外,它们原本就在水里或湿地生长,在大片野草被淹没之后,迅速地拔高,于风中舞动着翠色,成为人们眼中最是显眼的植物。

涨水的日子,如果不是雨水天气,刮的大多是南风,或西南风,当浑黄的江水漫上江滩时,我已走不到蜿蜒在江滩上那条人们平日踏出来的草间小路上,然而,在浑黄的江水中,我总觉得自己能估摸出草间的道路在哪片水域,但问题是那条草间小路在浑黄江水之下,我并不能证明自己的这种“大致推断”是否真实地存在于这片水域的底部,所以我的这种“估摸”有可能只是对水面之下事物的一个虚构。

麻雀从甲板上飞向江南

江北。堤下。码头。测量船解开缆绳、拉响汽笛,驶离趸船的时候,我没看见那几只麻雀。当我将那条又粗又长的缆绳,一圈又一圈地挽起、吊在胳膊肘上,然后拾掇整齐,放到船尾左舷内侧带缆桩旁时,我听到了麻雀的叫声,而且不是一只,是好几只麻雀急切地在叫。

此刻,我们的船已经远离岸线几十米,麻雀的叫声显然不是来自岸上那片柳树林。这些麻雀的叫声,乱成一团,不再是往日里叽叽喳喳地那样得欢快,我从这麻雀的叫声中,似乎觉察到了人类才会有的那一种惊慌,甚至恐惧。

我看见了那些麻雀。麻雀们队列整齐,“一”字型立在二层甲板凸起的边沿檐口上。或许船在全速航行,又逆着风向,涌浪中,甲板有些颠簸、有点摇晃,这群麻雀不敢再像草地上或树林中那样无忧无虑地跳跃个不停。我脚下的甲板,是一层甲板,它们在高过我头顶64厘米的那个地方,一定是先看见了我。我停下脚步,在距离它们大约1之处停下脚步,开始仰面观察这群麻雀。

鸣声喧噪的麻雀们,在我走近它们的那一刹那间停止了叫喊。它们一共有七只,短短的叉状尾翼,由于身体前倾而上翘,脑袋一律朝下,其中,最右边的那两只麻雀或许与我距离稍远点,因而选择了歪着个脑袋的姿势,望着走近它们面前的这个人。

我不是麻雀。我是走到麻雀面前的那个人,因而麻雀们刚才讨论什么问题,我并不感兴趣。我疑惑的是,这七只麻雀跑到船上来干什么?

我对麻雀从无敌意。记得自2008年由于城市规划,航道码头迁到现在这个地址重建后,每天清晨,舷窗刚刚被曦微的光线打亮,我最先听到的就是麻雀的叫声。如果我还在梦里,岸上柳树林中传来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就不断地撞击着我的耳膜,直到将我喊醒也不消停。涨水的夏天,由于锚泊的船舶离岸地很近,这麻雀的叫声,于清晨时分,就格外得响亮。即使枯水期的冬天,昨夜落下的那场大雪覆盖在岸地上,水手们醒来时,最先看到的鸟儿,还是那些麻雀,也只能是那些麻雀,因为别的鸟儿很少会在这个季节里出现,它们不知飞到哪儿去了,能够留在寒冬视野中的鸟儿,就是正在雪地上觅食的麻雀了。

现在,有一群麻雀在船上,但航行中的船,四周都是水――湍急的水,麻雀虽为鸟类,却不是水鸟,也无能力像其它鸟儿那样能够远距离飞行,它们是不善飞行的鸟类,只能暂时停留在甲板上。

但麻雀的“停留”最终会结束,再有一个小时,测量船将停泊在南岸池州航道管理处码头,我们要在那儿准备好翌日的水道测绘工作。可是我无法将这些话告诉麻雀,其原因很明了,刚才我已经说过,我不是麻雀,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只麻雀,能够听懂任何一个人对它所说的话。我在想,也许这群麻雀特别胆大,它们不满足于整天在草地上、柳树林中,蹦来蹦去,又飞上飞下。因为我还没遇见过成群结队的麻雀敢于越过趸船外舷,闯入靠泊于趸船的自航船舶空间。在我的印象中,麻雀即使再胆大,其觅食行动至多到趸船甲板为止。

船舷与岸线平行地在靠近。这群麻雀再一次叽叽喳喳叫了起来,却不激烈,声音小了许多。风从岸上吹过来、吹到甲板上,也许我和麻雀们同时听到――那“沙沙沙”的响声,是南岸堤下那一棵棵摇曳的白杨树的枝条传过来的。我知道这群麻雀就要飞离甲板,飞到它们不曾到过的一个陌生地方,而且不可能以飞翔的方式,越过宽阔的长江,返回到自己生活过的故乡。但我这样安慰自己,“故乡”这个词汇,虽然存在,只适合于人类,对麻雀没有意义――起码对这群麻雀没有意义。也许这群或那群麻雀栖身于江北或江南,是上苍的安排,只要那里有人居住、有人生活,就适合于麻雀这种鸟儿生存,并“叽叽喳喳”地活在城市或乡间的视野中。

船尾水下螺旋桨停止了转动,缆绳系在另一个地址的趸船缆桩上,测量船,稳稳当当地靠泊于南岸。那七只麻雀,扑棱着翅膀,先是相继飞向连接趸船与岸地的那25栈桥栏杆上,在那里稍作休整,或许是再一次集结,然后,“嗖”、“嗖”、“嗖”地飞向江南。

七点三十五分的秋雨

我走上江堤的时候,雨,突然落了下来。我没带伞。

  节气已过秋分,雨中的江边空气格外凉爽。视野中,原本在岸边涌来涌去的江水日渐回落,在向河槽的方向汇聚;那些淹没于水底的野草,尤其是芦荻、辣蓼,没有死于洪水,它们又从袒露的江滩上活了过来,迅速地抖落了身上的泥沙,正奋力地要在这个秋天里开花、拔穗,结出能够随风飘荡到别处的种粒。

  这场落在秋天里的雨,在未触及地面之前,被阵阵东北风,吹成断断续续的斜线,打在脸上凉丝丝的,让我有了秋天就应该是如此清新的感觉。但这场雨来的着实有点奇怪,雨点不大,也不急,却也有上一个季节雨水的脾性,怎么说下就下,说停就停?当我沿着江堤路面,走出一段路程后,我恍惚间抬头看天,这才知道雨停住了,我已不在雨中。

  是的,我不在雨中。然而,雨是什么时候停下的,我却毫无察觉。我看了看时间,手机屏幕显示的是0735

  这自然不是这场雨停下的准确时间。其实,雨是什么时候停住的,于此时此刻的我,无关紧要,我看时间,只是我遇见某件事情时,都要去看一看那件事是什么时间发生的一个习惯性的动作。也许这是一个人的坏毛病,这个毛病表明了我常常被“时间”这个词汇无形地包围着,或者,陷落在这个词语之中。但,七点三十五分――对于一个忘记带伞的人显然是有意义的,起码让我意识到,即使有人没带伞,这会儿,也无须再去担心被一场雨淋湿。

  一场雨,毫无预兆地突如其来,然后,又在某一个时间倏然停住,让那些忘记带雨具的人不再淋雨,也让另一些人手中的那把伞,立刻变得无用了。

  然而我不会为一把伞在手中变得有用或无用,而去责怪自己不是一个“饱带干粮,晴带雨伞”的人。其实,刚才雨落下来时,我也想转身走下江堤、穿过江滩、走上趸船栈桥,回到船员舱房拿一把伞,用来遮风挡雨的。而且这返回的路程只要十分钟时间,但我见雨不大,稍加犹豫,便打消了去取雨具的念头。

  而堤下的那些野草,还有丛生的芦荻、成片生长的辣蓼,却从不像人那样,去想什么“饱带干粮,晴带雨伞”的问题。它们依然和平时一样,在“七点三十五分”之后的那片江滩上,于饱含水气的秋风中,摇晃着高高的茎秆和茎秆上抱茎而生的叶片,将江边的秋天,弄出了飒飒的响声。

这种响声充满了水边禾本或草本植物的质感,却又像风那样,其形其状,左寻右觅,却仍然飘荡在虚无飘渺之中。在秋天的堤岸上,我常常为这种声音所诱惑,总是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驻足在这种响声面前。然而,我从未辨清过这种响声是来自那些植物,还是来自秋风。

  有三三两两的男女从我身边经过,我见他们一个一个正将手中撑开的伞收起。那个没带雨具的中年汉子全身湿透了,他气喘吁吁跑过来,嘟嘟囔囔埋怨道,“妈妈的,明明气象预报没有雨,出鬼了,这神经天气。”这是为什么?难道他们与我不在同一个时空中,这才知道雨已停住?在七点三十五分之后的这段江堤上,当我回首望去,视野中的物像在雨中的迷蒙中,我的疑惑也顿时变成惊愕:这场雨,并没停住,仍然在距离我十几米之外的天地之间弥漫着,而且雨势要比先前还要大一些。而我脚下的路面是干燥的,没有一丝雨水渗流过的迹象。刚才我的那个“雨停住”的“发现”是一个错误,我并没辨认出这场雨和我之间的关系:七点三十五分之后的我,走出了雨云密布的那片天空,不在这场秋雨中。

  这时我注意到,刚才我经过的那片天空,云,高高低低的,有好几层,呈不规则的形状,是青黑色的,面积虽然足够大,却不浓厚如墨,此时,它们正由北向南,在缓慢地向江南方向移动。

  这即将横越河流、抵达对岸的云,没有追赶过来,就要离开江北岸地,似乎要将更多、更大的雨,下在江南乡村的大地上。

  也许那个中年人也看清了这一点,他此刻已平心静气,在离我不远处的那个石墩旁,停下脚步、蹲下身去,眯缝着眼睛,正在收拾那根鱼线缠绕的碳素鱼竿。看来这个垂钓者,并不甘心因为一场雨的来去,而放弃自己的任务。先前那几位从我身旁走过去的晨练者,应该是“晴带雨伞,饱带干粮”的人。他们当中,有一个穿碎花裙裤的女人,我应该是认识的。在今年夏天,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见她天天起早来到江边,站在离我们的码头不远的堤岸上,面对浑黄且又湍急的江水,每天都反复地唱着同一支歌曲《浏阳河》。她的嗓音嘹亮,很远都能听到,但吐字总是带着与我们这个城市相邻的枞阳县的浓重语音,将湖南民歌《浏阳河》唱成了安徽枞阳版。比如那句“江边有个什么县哪”,她唱的是“江边有个么事县哪”;“五十里水路到湘江”的“水路”唱成“随露”。说是认识她,但我和她没搭过话,因为我一直起床较早,在江边散步时,常常与她照面。这不,刚才她从我身边经过时,还朝我笑了笑。

这会儿,他们远去的背影越来越模糊,却仍然能看清他们手中的伞,并且,还能看清那把伞随着他们前行的步伐――在他或她身体的一侧,在来回地摇晃。那个中年人也整理好他的鱼具,与我客气地点了点头,转身向他逃离的那个垂钓之处走去……

河流鲜艳

有很长时间,我对“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样的描述耿耿于怀,尽管早已知道那是出自于白居易的著名诗篇《忆江南》。而我视野中的这一江流水,自然不是唐人回忆中的那条河流的流水,它不会因为姹紫嫣红的春天到来,而绿得湛蓝。

我居住的城市在长江下游左岸、我工作的地点在156.5公里长江安庆辖区的航道上,多少年了,寒来暑往的现实中,我从未看见过这条河流为了季节的轮回,而去改变原本属于自己的那种颜色。如果要说有所改变,那也是河流面对季节的呼唤,有了与原来颜色深浅不同的颜色而已。即使冬季枯水期,河流虽然要比原先清澈许多,但颜色基调也还是黄色的。如果时值春季,河流会由于桃花汛的来临,随着流水中挟沙量的增大,便会由浅黄色渐渐地变成土黄。在洪水期的夏天,这条亚细亚最漫长的河流,肆无忌惮地将白色的水沫线狂怒地推向岸边,已是那种“泥沙俱下”――透露出暗红色光亮的棕黄之色,在天光的映照下,一江的汹涌,翻滚着泥沙,绝然地向东流去。在任何时间之中,这条河流给我的印象依然如此:浑黄,凌厉,逼人。

我们的船,就常年航行在这条泥沙翻滚的河流上。在甲板上,我看到的那两只鸟,从天空高处,一前一后,斜线地冲向江面。那两只鸟,尾翼是黑色的,翅膀却是白色,和天空中飘浮的白云一样白。其时,正是午后,阳光炽烈,而河流的反光柔和,在两只鸟儿飞离水面的瞬间,将先飞起的那一只鸟儿叼起的一条小鱼,映照得鳞光闪闪;而另外的一只鸟儿,什么也没叼着,它叫声急切地追逐在那只鸟儿的身后。

现在,那两只鸟儿飞去的距离已足够远,只是缓缓移动在天幕的两个白点,最后似乎是完全融化在天空中了,我也因此在抬头眺望那两只鸟的同时,看见了两种不同的天空――有两只鸟儿飞翔的天空,和根本没有鸟儿飞翔的天空。我在想,当我走在陆地上,望见的不是那两只鸟,而是翩翩起舞在田野间的蝴蝶,我还能看见两种不一样的天空吗?

回过神来,将目光收住,低下头去看,我才觉察到,刚才的一个大浪头打在了甲板上,溅湿了我的鞋子和衣服,并有一些江水钻进布的纹理中,似乎要将那种浑浊的黄色注入我的体肤。我感到了江水在身体内部的涌动……

在我眼里,这条河流也和天空一样:泥沙翻滚的河流与清澈见底的河流,同样可以认定是两种不同的河流,而我却要经常在这两种河流上出现。涨水的季节,航道船为了寻找洪水冲走的航标、浮鼓,有时会驶向长江支流,比如位于长江贵池南港水道的秋浦河。过了河口,那条支流的河水,会随着岸线蜿蜒南去的纵深,越来越清澈,如果河段某处坡岸的地势陡峭、植物足够茂盛,水的流淌就有了白居易“忆江南”中的那种“绿如蓝”。还记得,春天里,总有这样的一些细节在秋浦河的流水中波动:风吹过,生长在堤坡上的野蔷薇,会将开败的花瓣,纷纷扬扬地洒落在河面上,我不知道它们是来自一枝野蔷薇的花瓣,还是两枝以上蔷薇花的花瓣?这些花瓣与先前落下的那几片树叶,仿佛相互是认识的,流淌的波澜中,粉红色的花瓣与青黄的树叶,已经簇拥在一起,甚是鲜艳。有时,我会这样想,这些植物的花与叶,会顺流而下,出现在那条泥沙翻滚的河流中吗?

这实在是一个傻子才会提出并能够回答的问题。不同的时间,在两种河流上出现的,只能是有工作目标的那个我,而那些飘泊在秋浦河上的植物,包括那些蔷薇花的花瓣,不同于被洪水冲走的航标,没有人会去关心它们到“哪里去了”这个问题。在那条泥沙翻滚的河流上,也许于不经意间,我会想起那些花瓣,却不可能为这样的“想起”,而去寻找它们。具体意义上的寻找,只在夜晚的睡梦中,在睡梦醒来后――我对梦中曾经出现的事物的追忆。而这样的追忆,虽然没有色彩,却鲜明得有如虚幻,那一定是我对某个具体事物――比如,飘泊在水面上的那些花瓣,不甘心它们在我梦醒之时已经模糊,必须用追忆的这种方式,或许才能找到。我在心里,常常讥讽自己,你真是那个白天也会做梦的傻子。

船在风浪中剧烈地颠簸,甲板倾斜、甲板高处的桅杆倾斜、桅杆上方的天空倾斜、船上所有的设备都倾斜着,但这倾斜着的事物之中,却不包括我自己,我会在这种倾斜到来之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站立的身体调整到――怎样才能做到在倾斜着的甲板上站稳住。这就和我走在大地上一样,走上陡坡或走下陡坡的时候,我会找到身体如何垂直于地面的那种行走姿势。因此,我也有了理由去安慰并鼓励自己,我不是那个傻子。

寒露节气来到有好些天了,船过长江宁安城际铁路大桥桥区水域,甲板上方的天空豁然开阔起来,已不是城市之中,那个被建筑物分割的天空了。我看见,南岸田野上的棉花还没摘完,一层薄薄的晨霜打在了棉花枝杈的梢头上;远处那棵粗壮高大的五角枫,首先经受不住冷空气的到来,全部树叶,已为昨夜那场突兀而来的东北风刮成夺目的红色;而河流依然保持着泥沙的颜色,只不过相对浅淡了一些,在冬天还没到来之前,会和我同时向今年的最后一个秋天走去……        

那段江堤及堤下的青草、水牛和锚链

 那段江堤,与赣省彭泽县隔江相望,与城市的江堤相比,显得寂静空旷,删繁就简,横亘在长江与皖河冲积平原的望江县版图最南端,距离我生活的那个城市已有数十里之遥。或许是地处乡野,这里的大堤路面没有被水泥覆盖,依然是往日里的那么平坦、寂静、结实,终年浸润在河流湿潮的空气中,以最朴素的方式,将泥土的褐灰色袒露在人们面前,即使太阳当头高照、天气干燥,也少有尘土在风中扬起。

走在那段江堤上,我常常会生出人在长江大桥上行走的感觉,似乎天空是从堤面开始的。这不是我的错觉。堤和桥,同样是水工建筑物,在河流那里,其区别一个是临河,一个是过河。那段大堤也是如此,堤外是一江滚滚东去的流水,堤内不远处的那些民房,最高的也只有两层,十分钟前,我在那儿下车,曾步行经过那些房子,并与走出那些房子的人相遇,此刻,那些房子和从那些房间走出来的人,都像是将镜头推远后――那个取景框中的物事,我已辨不出房子的细节和那些男女的眉眼了。 

但这种感觉会随着江水的上涨,慢慢地消失。春天过去,到了夏季六月,长江主汛期来到,如果遭遇连日暴雨,水位迅猛地升高,当江水漫过滩地、爬上堤坡,将涌浪推到堤岸边沿,浑黄的江水在我们的脚下打着旋涡时,走下航道船艇临时搭起的接岸跳板,踏上江堤的我,在这种感觉消失之后,却又会生出另外一种感觉:为江水是否继续上涨而忧心忡忡。我知道,面对这条狂暴的河流,这种担忧不是我一个人才有,我的同船水手伙伴,甚或那些走上大堤――专事来看江水上涨的人,都会因为有了这种忧心忡忡,而心存渴望――期盼涨水的日子快点过去,江水回落到河床上。

堤下的荒草,从不会有人的那种忧心忡忡。它们是不说话的植物,即使这年江水来势凶猛,将要淹没堤下这片江滩,这里的青草也无法像人那样表达什么,更无法在洪水来到之前,将自己的根扎到别处去。

现在是五月,“立夏”才几天,还不到长江主汛期,这片江滩只被江水淹没了一小部分。但堤外的荒草,却视而不见,甚至是气焰嚣张,它们自石块砌成的护堤斜坡下出发,一路大大咧咧地跑去,似乎不愿意留给其它植物任何一点生长空间,毫无顾忌地漫延在滩地上,最茂盛之处,有半人高,硬是把原本应是湿地生长的那几丛芦苇,挤到了远离江水的堤坡边。

吃草的水牛似乎也没有人的那种心思,它们的样子悠闲自在,不停地甩着尾巴,慢腾腾地翻过堤坝,来到临水一侧的堤坡上,正啃吃着那里的青草。我有些疑惑,水牛为什么不去滩地中间吃草?那儿的草又高又密,汁液一定比堤坡上的草更多。我数了数,这群水牛一共有五只,那只牛犊哪儿也不去,它在那四条水牛守护下,正学习怎么着去吃草。

和荒草在一起的,还有那条粗重的锚链。这根锚链,如果不在意,几乎被我忽略。环环相扣的那一条锚链,不见天光,潜伏在草丛里,仅在人们踏出的那条窄窄的草间小路上,才露出一截来,使人们知道有一条锚链从这儿经过。我惊讶的并非这一点,我注意到,这条锚链的每一节链环孔洞中,竟也钻出好多我不知名的青草来,几乎将这一条锚链包裹起来。在我退后几步望去,这条沉重的锚链就像一条草绳子。是的,那是一条青色的草绳子。

再向江滩尽头望去,这条锚链始于那条趸船――是从趸船的船首抛下的,其最后一个环扣,连接的不是铁锚,连接在堤坡水泥墩的地垅上。对于常年在长江上工作的我,自然知道这条锚链与船尾抛向水底的那条锚链,具有相同的作用,都是为了趸船在暴风骤雨来到时,仍然能做到不走锚并且稳固如岸地――而采取的安全防范措施之一。

桥西边的黄昏

我总觉得,黄昏时分,船驶到桥的东边 是为了去看桥西边的黄昏。

――题记

自西向东,船驶过长江大桥后,就是大桥东边的航道了。感到背部灼热,回首逆光望去,夕阳最后的那一抹余辉扔在了江面上,将汛期的江水洇染成桔红色,闪耀着刺眼的亮光,也许,这就是很多人或很多文章在面对一条河流时,要去形容的那个“波光粼粼”。

在桥东这边,向西边看:黄昏时分,江面上所折射的光线,细碎、凌乱、游移不定;在波浪的顶端,光的线条呈交叉,或十字状,明明暗暗、忽长忽短,迷离地在漫射;而波浪的凹处与旋涡的底部,则呈现出幽亮的褐黄色。但湍急的流水一旦涌入桥墩那片狭长的水面,由于桥身的阴影存在,江水旋即暗淡无光,变成了灰黑色,并在距离那片阴影很远的地方,才溢流出了斑斑点点的一片淡红。我心存疑惑,难道虚空无实的阴影也能吞没或改变流水的颜色?

虽然常识告诉我,在盛夏、或初秋的季节里,河流颜色的深浅只与水中挟沙量紧密相关,即使到了夜晚,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只能是浑黄的颜色,但身在大桥以东航道上的我,仍然恍惚地觉得,桥西边的时间如果一直定格在黄昏里,我看见的这些,就有可能是真实的。

但那又何尝不是众多人以为自己“眼见为实”的那个真实。

不会为某种现象是否真实而产生臆想、而恍惚的,是那座长江大桥。九年来,它自竣工那一天起,就凌空跨越两岸,将同一条河流南北两个城市贯通在它的道路上。而我,则有可能是这两个城市中,用以下两种方式“走”过这座桥梁最多的人之一。第一种:我们的码头在长江大桥以西,船艇要去桥东边的水道巡航,或者完成铺设浮标任务后,再从那里返航,都要过桥;第二种:有时候,我们采取的过桥方式,是“车”这种交通工具,那大都是有某位领导带队,要到分散在南北两岸的各个驻地航道单位,进行专项检查或绩效考核。

两种过桥方式,一个从桥下,一个从桥上,其区别和共同之处,都缘于那条河流,但我更倾心于从桥下走过。只要是好天气,桥的阴影浓重地铺在江面上,即使我不在值班,在船舱内,我仍然能感到自己的船正在穿过大桥的阴影。而且,我的这种感觉,在黄昏时分更为真切。这是为什么?

我曾经为自己的这种感知而诧异,问过别人,有的人想了想,说他也有这种感觉。究其原因时,难以捉摸,我最后只能归结到这是船在驶近大桥,并在经过桥下那片阴影时,穿过桥墩的风速增大了许多。但这样猜测却未能自圆其说,如果是寒冷的冬天,舱门和舷窗是关上的,我又从哪儿感觉到那凛冽的风,正从舷边刮过?

桥墩泛红,那是来自黄昏最后时分江水的反光,短暂到只有几分钟时间。但那种炫目的红色,常常让我想起灶膛里燃烧的火,它照亮了我曾经有过的几年乡村经历,也以黄昏的名义一次次地提醒我,当年坐在锅台下,往灶膛内不断塞进稻草的那个人――就是我。

桥西边的黄昏,终于退出我的视野。天色完全暗下去的时候,大桥将自己的数百只栏杆灯打亮,将自己的轮廓勾勒在夜晚的江面上……

大暴雨来临之前之后的江边

那场大暴雨来临前已有先兆。清晨时分,太阳刚一露脸,即被黑云遮蔽。天气异常闷热。空气湿度很大。到处充斥着水分:各个船舱墙壁在返潮;盥洗室里的那面镜子蒙着一层细密的水珠;衣服穿上身是潮济济的,觉得很难受;当我向对岸望去,由于能见度欠佳,东至县大渡口镇堤岸犹如在雾气中,一片模糊;连堤岸下的那些柳树,也模糊得变成了灰黑一片,我只能从江水那微弱的反光中,才能分辨出堤岸和江水的分界线在哪里。

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天空变成瓦灰颜色,远处隐约传来轰隆隆的雷鸣声,虽然微弱、沉闷,却有力量,我感到了甲板在颤动,并发出金属被轻轻撞击的那种响声。暴雨来临之前,江面显得异常平静,是那种让人担心的平静。长江海事甚高频电台信息频道连续播报着三级(黄色)水上交通安全预警通告。在港船艇的水手们,也在检查本船缆绳是否牢靠地系结在趸船的带缆桩上。长江安庆段所有轮渡船都按照禁航令,泊锚于各自渡口码头。江面上行驶的小吨位船舶,也在寻找安全水域或港口,将要就近锚泊

悬挂在舱门上方的电子钟指向下午四点十五分。一声炸雷响过后,天色陡然变得一团漆黑。按照操作规程,强对流天气且又电闪雷鸣时,船舶电源暂时关闭,所有船员也被船长告诫不得使用手机,若不是远处炽烈的蓝色闪电,咫尺之间,我也看不到同船伙伴们的脸,但还是能够从他们说话时嗓音调值的高低中,知道谁在跟谁说话。其时,一个人在问,我的天哟,这天怎么这么黑,黑得好?人。另一个人在答,别急,等一会儿,雨一落下来,天就会亮起来的。这一问一答的,是水手长老许和船长老沈。

还是那个下午。2013429的下午。大雨,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终于落在429的下午里。具体时间是在1625――1700.。必须说明,大雨、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并非是我对那个下午降水程度的夸张,它仅是我对当天气象预报和当地媒体多次跟进报道内容中这些关键词一再变化的复述而已。

几乎所有的雨都落在那个下午里。我从未经历过如此凶狠的暴雨,它还挟裹着冰雹,砸在甲板上。西北风也在暴雨降落的那一刻突兀而至,它掠过城市天空,刮过防洪墙、刮过堤岸、刮过江滩、刮在江面上。飓风在船的两舷刮出尖利的唿哨声,船在剧烈地摇晃。缆绳在风雨中吱吱嘎嘎地作响。桅杆上的湿透的旗帜,因为风力巨大,不再垂下,逆风扬起,呼啦啦地扯出布的响声。

几乎所有的风都刮在那个下午里。这样的暴风雨,数十年来,我是第一次遇见。当暴雨从天空落下来的时候,其炽烈程度让人恐惧。在我的视野中,那些密集的雨,与飓风集结为一体,不见一丝雨的缝隙,已不是往常我们所看到的雨点或雨线,犹如工业锅炉喷出的蒸汽,但颜色微黄,疯狂地涤荡在天地之间。即使在暴风雨最激烈的那个时间段,我看不见舷窗外五米之外的任何事情,但仍然能判断出那一声声清脆而又沉闷的轰响,是来自码头之上――江边公园中那一棵棵柳树或杨树被风折断,然后又轰然倒地的声音。

雨停住的时候,风势已收敛,但还在轻轻地刮,风向已转向西南,天色也渐渐地明亮起来。防洪墙外街道路面上到处积满了水,到处都是折断树桠或连根拔起的大树,有一棵大树砸在路边私家车的顶棚上;还有从阳台上刮下来的花盆、高处掉下来的商家广告牌,房顶掀下来的凉棚;也有一些助动车和摩托车被急风刮倒在路边,它们一律朝着风刮过去的方向倒去,就像是一副多米诺骨牌,第一辆刮倒后,紧跟着,一辆接着一辆,一下子倒下了好多辆。

码头之上,堤下江边公园中的那些柳树,也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中,倒下了好多棵,它们的命运与街道两边的绿化树没有什么两样,有的被拦腰吹断、有的连根拔起、有的被飓风摘去了树冠,光秃秃的只剩下了树干和几根枝桠。在自来水厂那高高的水塔下游方向不远处,那一棵我不知道树名的大树,它粗壮而且枝一叶茂盛,已在四月里结出扁豆形状的果实,一挂一挂的,吊在树叶间,煞是好看,但这棵树却没有在大暴雨中倒下,只有十来根粗粗的枝桠被折断,青青的豆荚洒满了一地,它活在了那场暴风雨之后世界上……

暴雨之后,翌日上午八点整,长江安庆水位上涨10厘米,也就是吴淞高程9.08在当天晚间新闻报道中,这场暴雨被定义为“特大暴雨”――30多分钟的时间里,降雨量竟达到115毫米。天气预报是动力船舶《航行日志》必须记载的内容之一,因而我也知道115毫米的降雨量,对于30分钟的时间单位又意味着什么……

那场大暴雨对一座城市的袭击就发生在昨天。时间相隔如此之近,也许无须努力去回忆,暴雨来临之前之后的景象,也能历历在目。但我却这样想,在我写下类似这类“回忆”文字时,回忆并非只是回忆,那一定是我再次将自己置身于那场大暴雨中。

 

文学,不仅仅止于再现我们的生活(散文观)

我一直以为,写作,始终有“文学”与“非文学”的两者区别,生活中的“素材”或“材料”虽然对文学和非文学写作都非常重要,但文学,或者散文,却不仅仅因为这种重要性,而停留在我们所剪取的那些生活面前。

将生活中的那些原是材料本身的意义、本身的精彩,转化成作品的意义与精彩,让人们读到那个生活本身以外的东西,甚至是更多的东西,或许,这正是我们这样的作者所期望的。从某种意义去看,写作过程中对往日生活的思考,是我们再一次进行的文学“经历”。我想,如果这种“经历”的结果,不仅仅止于再现我们的生活,而且能够超越所写到的那些生活,那该有多好。

在今天,文学――在很多散文作家那里,已是一种可有可无的 “东西”了,当前诸多散文家和散文评论家对散文文体的争论说明了这一点。在我看来,我们的作家或许谁也不会将散文这种体裁划到文学之外去,散文如果不是文学的,那么我们所写出的“散文”也就不是散文了。

(注:散文系列《江堤下》共计十六篇,原分别刊载于《安徽文学》2015年第3期、《漳河文学》2014年第3期、《在场》2013年秋季号、《岳阳文学》2013年第6期,其中14题和散文观《文学,不仅仅止于再现我们的生活》发表在《安徽文学》2015年第3期, 以“杨四海散文”专栏推出,并获得《安徽文学》2015年度文学奖散文提名奖。)

 

             和郁达夫一起去寻找A城的秋天

A1921年的秋天景色真好。当我写下这个句子的时候,1921年的秋天已过去了九十三年。然而生活在A城中的我,目光还没有离开他描述过的那年秋天,还憧憬着在那个节气里来回走动。那天上午,当我一连数日为苦苦寻找那个秋天,而口舌干燥地感觉到有了心烦意燥时,大风从身后的江堤上刮过来,那几朵原先悬浮在江南田野上空的云彩,也迅速地越过河流、越过堤岸,来到我的头顶上,然后,再在A城的那片天空中,慢慢地变薄、变碎、变淡,最后没有了踪影……

1921年的秋色是美丽的,在郁达夫那儿,不是那个故都的秋天,甚至不是富春江畔家乡的秋天,一定是指他将要到达的那个A城秋天,而且应该是从102清晨开始的:一艘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启航,驶往汉口方向的江安号客轮,逆流而上,一路经过南通、江阴、镇江、南京、马鞍山、芜湖、铜陵等沿江城市港口,于昨日午夜时分,拉响低沉的汽笛,缓缓地停靠在A城招商局轮船码头。他走下长长的钢铁栈桥,步出检票口,就算是进入了这个陌生的城市。

他是第一次来到A城。人地生疏,夜晚的黑暗,似乎加深了他对这个城市的陌生感。我知道,他急切想找到好一点的旅店,好让疲惫了一天一夜的身体尽快得到松驰,可是他什么也看不清,甚至望不见那座早已听说过的著名宝塔,屹立于岸边何处?能够看清楚的,只是江边这条马路上的那几盏路灯,它们从高高的电线杆上,将昏黄的光线,漫不经心地洒向路面,使倒在脚下的――他和他手中那只行李箱的影子,变得有些夸张,变得又瘦又长。

他没有记住那家旅店的名号。翌日晚上写下的那则日记,证明了这一点,因而他将住宿了一个晚上的这家旅馆,称作是荒店。在这家叫做“荒店”的旅馆中,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难以入睡,在想着一些事情,在等待着天亮。虽然他早己知道这座省城的风景是美丽的,而且,秋天的景色一定更加迷人,但人人知道的那点常识告诉他,任何一个地址之上的风景,即使有多么得美丽,也不会在夜晚的黑暗中出现。

他睡不着,索性盯住“荒店”房间里的那面南墙,用劲朝一个地方看,终于等到那扇纸窗,在墙上一格格地亮。其时,他还听见那渐渐白亮起来的窗户外,响起了脚步声、有了一两声冷寂的咳嗽声。他欣喜地从床上一跃而起,匆匆洗嗽完毕,步出“荒店”大门,闯入他视野的,首先是这条马路对面的江堤,然后是――他昨夜没有望见的那座宝塔,它就在距离“荒店”几百米远的堤岸东边一处坡地上站立着,正寂静地接受着这个城市第一缕阳光的照耀。

他当然还看到了这条马路上那些并非是“风景”的景色:这条马路在A城最南端,紧贴着堤岸,因而所有店铺都筑建在马路北侧,它们多是青的瓦、白的墙,屋檐伸出外墙四尺多远,并且,相互之间挤得很紧,几乎没有空隙;松树或杉树的木板门,没有油漆过,一块一块地上在门槽中。这会儿,他听见门板滑出槽口的声音,那是早起的店家正在下门板,准备开张营业的响动。他闻到侉饼和油条扑鼻的焦香,那是从店铺与店铺之间的空档口――某条巷道中飘过来的。在A城江边这条马路上,有很多这样的巷道直通后街。他在大上海就听说过,A城的早点铺名堂花色甚多,炸糕、炸糍粑、炸麻团、蒸饺、锅贴、油饼、水煎包子、绿豆圆子等等,但刚刚出锅的油条,如果挟在刚刚出炉的侉饼里,再就上一碗热汽腾腾的豆浆,那才是A城有钱人和无钱人至今珍馐美馔也换不来的早餐。

1921年的侉饼油条的焦香,以及芝麻油饼、绿豆圆子的热气,不会飘荡在今天的A城沿江大道上。昔日那条马路北侧青瓦白墙的店铺,几乎就是史料记述中的建筑颜色,它们大都渐渐地坍塌在岁序更新的时空中,成为路基之下的泥土。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断,A城那年秋天的景色,是从这个早晨开始的。甚或,几年后,他的那篇《迷羊》里所描述的A城秋色,也是由于有了这个早晨,才有了他讲述的那场先是相亲相爱,最终是悲欢离合的故事。

但那个早晨对于我,过于久远,并且模糊得近乎于虚幻。因为1921年的郁达夫,与此时此在的我,错位已将近百年,我无法走进九十多年前的那个秋天,与应邀来省城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任英文科主任的他相见相识,再尔,相互客套地一番寒喧,伺机等候着他若干年后,或许能够将我加入到他所描述的那个秋天中,成为他小说中的某个人物原型。然而,我依然有理由,在九十多年之后的这个秋天,或者这个年份的任何一个季节,随意地走在A城的大街小巷中,倘佯在他曾经流连忘返那些个地方。其道理很简单,因为我在前面就已经说过的,我在A城居住了几十年,并一直在他描述的那个A城中,一年又一年地工作并生活着。

我确实这样想过,我比他更熟悉这A城。1921年秋天的A城,对于他,只是在这一个地址上经过,即使他不止一次地来过A城,那也是他多次经过这个地址,或在这个地址之上作过短暂停留而已。因为无论基于何种原因,操着浙江富阳乡音、才华横溢的他,毕竟要离开A城。而我,事实上,自从离开家乡冀南乡村后,已经将异乡的A城做为自己终生栖身之地。倘若有过离开,那也是暂时的,短则寥寥数日,长则十天半月。数十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个白天或夜晚,我的脚步声都留在了A城左拐右弯的大街小巷中,看那来来往往的人和事,看那拐弯抹角的天和地。即使去单位,如果要想抄近路,我所选择的路线,有可能与1921年的这位英文老师,所走过的路线惊人的吻合,甚或更节省时间。比如,我去朱家坡――现今的沿江东路那个单位去上班,如果时间仓促,我会在步出建设路住所之后,向南走出数十步,在钱牌楼那座牌坊前左转弯,穿过天后宫那条店铺密集、路面窄狭的街道,然后再穿过有些零乱的某个小商品市场,就可以走出当年郁达夫所说的东门,即今天的枞阳门了。

然而东门的城墙早已不在,东门的“门”,也只是昔日东边“城门”的一个象征,它二十年前由白色大理石雕凿而成,复原在A城“东门”的原址上。

复原的“东门”,在恢复原状之时,就失去原状。我在一幅老照片上,见过它的模样:东门建在A城东边山坡上。

那东门斜对过的横街朱家坡,曾是我供职那个单位门前的一条道路,它坡度陡峭、贯穿西东,位于枞阳门与迎江寺之间,十多年前虽然还在,但也在城市规划中,于2003年被改造成平坦的沿江东路某个段落,成为A城旧地图上曾经存在过的一个地名了。

那年秋天,为了登迎江寺院中那座高二十四丈的宝塔,他好像是从东门出城的。而我却经常从东门走进又走出,就穿行在那个“城里”与“城外”的段落里,并在这个段落的一处处旧址上,往往返返了许多年。这几年,那“东门”,也就是枞阳门前那条南北向的宜城路,有些邪门,清晨与傍晚时分,路边人行道上,常有一些身份不明的年轻女人在徘徊,她们的目标是单身走路的男人。经过那里时,如果遇见这些人,只要你目视前方,作出一副视而不见或正人君子的样子,不要朝两边看,她们是不会纠缠你的。

无论在这个段落上穿行过多少回,我都不在1921年的秋天里。我也自然无缘与来A城唱京剧的天津名角胡月英相遇,更不可能与女扮男装的这位小生共同走进迎江寺、登上寺院中的那座宝塔,在八角七级宝塔的第五层外边圆形走廊上,一起去看A城屋顶上的炊烟,去看江上的风景,去看江对岸的秋林、村落、青山……

迎江寺院中的烟香缭绕,诵经声声。此刻,我正从迎江寺山门走出。这次去迎江寺,我不是去登塔,而是去看一个人作画。那个人是我的朋友,他送我走出迎江寺山门时,对我说,写散文的你和写禅画的我,都不在1921年秋天里。是的,1921年的秋色,在郁达夫那里,在他的《迷羊》和那几篇小说里,在我们今天想象中的那个年代天空下。

A1921年的秋天景色真好。这句话,在风中、在雨中、在秋水中――飘荡,或一直荡漾着,它就像一部影视剧中的旁白,安静,却又空荡荡地传过来,仿佛不是此时的我说出来的。我总恍惚觉得,那个省城法政学校的英文老师,在1921年的秋天――他26岁时,就说过这句话了。是的,他说过这句话后, 1921年的A城秋天就来到了,那个故事就在A城中开始演绎,并在若干年后,属于《迷羊》里的王先生了。而小说中的王先生,那一年秋天,年龄也正好是26岁。

然而,我并非认同郁达夫就是王先生的说法。即使王先生身上有着他的影子,他也不是王先生,也不能是吴侬软语的王先生。但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将安庆隐匿地称之为A城,或A地?是小说讲述者演绎这个故事时,需要虚构而故意为之吗?

是。抑或,不是。可是他为什么在同一篇小说中,仅仅隐去了安庆这个城市,却又将这个故事中的其他两个城市――南京和上海,毫不迟疑地说出来?而且,当他描述秋天里的A城时,为什么那个A城中的道路、亭台、寺庙、宝塔、公园、湖泊、山峦、同仁医院,那司下坡上――青天白日的道台衙门(谯楼),却又曾经或至今――仍然名符其实地存在于安庆城中或城外呢?

那年秋天中的安庆,或许是郁达夫心中的一个秘密,他想将它隐藏起来的时候,却又想说出来。是小说给了他这种权利,让他于虚构之事中,说出了他最想说出的那些真实。

记得前些时候,我和苍耳说过,我又琢磨了一次《迷羊》,但我并不关心《迷羊》里的故事,我所关心的,还是他讲述的那个安庆城的秋天。在那年秋天,他站在安徽省法政学校英语课堂上,向学生们抑扬顿挫地朗读着欧州某个作家诗篇时,我想,那生长着菱角、水荇、青荷的菱湖,就在法政学校的东侧,如果有东北风吹过来,用力呼吸,他和他的学生,是能闻到窗外荷叶与莲蓬清香的。

那摇曳在湖中的花朵,都盛开在夏天里,因而1921年的郁达夫,不可能在那年秋天,望见菱湖中的水生植物正在开花。那荇与荷的花朵,绽开在上一个季节中:金黄色、贴在湖面上盛开的,是荇的花;而那一技枝拔出水面绽放的,才是青荷的花,它们颜色纷呈,或白、或红、或黄、或粉,倘若微风拂过湖面,赶赶咐咐的它们,会和蛙鸣一起,将1921年的夏天弄出了响声。

这摇曳于风中荷花的响声与蛙鸣,年年发生在夏天里,他始终没有听见过――那是他每次来安庆,都选择了在秋天。第一次:192110月,翌年1月末,寒假到来时离开;第二次:19229月,翌年2月初,寒假到来时离开;第三次,1929929,同年10 6 日离开。而第三次来安庆,是他接到安徽省立大学王星拱校长的文科教授聘书后,随即谢绝了北大的邀请,匆忙从上海动身的,但抵达安庆后,却获悉自己列入“堕落文人”与“赤化分子”名单,只能仓皇地逃离安庆,乘船返回上海。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安庆夏天的景色,始终与他无缘。这也许并非就是巧合,是神的旨意,注定他要在那三个秋天里抵达安庆,并在轮船码头旁的那段江堤上、法政学校东边的菱湖之畔,一次又一次地于秋风中,倾听那一江或一湖的浪涛,拍打着堤岸的声音。

在菱湖之畔,我抬头看天,天空是蔚蓝色的。这是安庆难得一见的澄澈天空,平日里那灰黄的雾霭不知哪儿去了,飘过去的云朵,在阳光的映照下,边缘色泽透着红亮,中间却是银白色。这与他《迷羊》中描述的安庆天色大致相符。但这不是1921年的秋天,而是冬天的2014123。数九寒天,湖中的青荷,原先那汁液饱满的茎杆、硕大油亮的叶子,已干瘪地卷缩成炭渣色,成了枝零飘落的残荷,它们此刻在凛冽的西北风中,正冻得瑟瑟作响。

我不想再在湖边长久逗留,便沿着那条他曾走过的湖边小路,向南走出菱湖公园后,再折向右手边近在咫尺的安庆师范学院(菱湖校区),在他执教过法政学校原址上,我看见几位老师正从那栋红楼中走出。这几位老师的面孔是陌生的,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的年龄,看上去在35岁上下,与1929年逃离安庆的郁达年龄相仿。然而,郁达夫的那张面孔我是熟悉的,这几天晚上,我曾多次面对网上找来的那张黑白照片,静静地凝视着脸型清瘦、嘴唇紧抿,有着一头浓密黑发的他,想象着他描述过的那个秋天景色,并试图与这位从未曾晤面的老师,作一次关于安庆那年秋天的交谈。

可是,他不说话。始终没说话。照片上的他,还眉清目秀地停留在那个遥远的秋天里,依然保持着侧身眺望远方的姿势,将紧抿着嘴唇,留在唇角的那一丝仅有的笑意,呈现在我面前。

他没有回应我这个造访者。即使我距离他如此之近,他仍然不会走出那张照片,我也不可能与照片上的那个人,完成任何一次谈话。

现在,那几位年轻的老师,已走出了我的视线。我看见,红楼前那片树林间的甬道上,有很多拖着拉杆行李箱的学生,在相互道别,他们大都身着颜色鲜艳的羽绒上装和牛仔裤,三三两两地走出他曾经任教的那座院校,在这个寒假到来的时候,将各自乘座火车或长途汽车,离开腊月里的安庆城,返回故乡,与父亲母亲一起送走除夕夜,迎来农历里的新年正月。

我也知道,即使我在安庆生活了几十年,天天呼吸这个城市中的空气,喝着这个城市自来水公司过滤过的江水,但要去寻找郁达夫所描述的那个安庆秋天,仍然是困难的。上个星期某个晴朗的上午,我去了位于城西的大观亭社区。我熟悉那个地方,那儿隐藏着我对童年与少年时代的记忆。在十七岁之前,我一直居住在德宽路38号某间光线昏暗老房子里,在安庆第五中学读书。德宽路38号和这所中学,都在郁达夫登临过的大观亭附近,而且第五中学就座落在郁达夫描述过的――那“格外的沉静,格外的蓝碧”的鸭儿塘畔。

然而,那“皖江第一胜景”的大观亭,自19386月以后,始终是安庆人的一个痛处,它毁于那年日军进攻安庆的轮番轰炸中,整个山岗,满目皆是断垣残壁,破败不堪地成为废墟。后来的“大观亭街”60号――“大观亭小学”就筑建在这片废墟上。而郁达夫登临大观亭时望见的――那水天一色,辽阔到犹如湖泊的鸭儿塘,因为大型石化企业要如期竣工投产,也于1981年被彻底填平,成为长达1公里的“鸭儿塘路”了。

大观亭街,大观亭小学,鸭儿塘路――这样的命名,看上去,有点无可奈何,却又流露出一个城市对历史某个章节铭心刻骨的记忆与负重。或许这位命名者,有心让我们不断地回首眺望,让我们于日后的怀念中,能够再次返回无形无象的那些风景中?

这会儿,我正走在鸭儿塘路上。落入眼帘的,首先石化热电厂冒着白烟的烟囱,然后是路边高高架起的油管道,再就是道路上急速行驶的车辆。哦,我想起来了,少年时代的那个我,放学后,经常和同学们在一带玩耍,也正是在这儿学会凫水的。但在这条鸭儿塘路上,我哪又能看见鸭儿塘中的一滴水。

清晨的雾气散尽,今日天气很好,下午的阳光,从窗外那棵冬青树的枝条间穿透过来,将斑驳的树影洒在书桌上。我闭上眼睛,感觉到有些阳光,从树影中挣脱出来,金光闪闪,十分细碎地扑在我的脸上。我有些迷离。

自去年秋天开始,我一直试图从这本小说开始,去接近1921年的安庆秋天。我觉得这样做,是有意思的。即使身居安庆的我,至今已经历过几十个安庆的秋天,但当我决定从一本小说出发,去寻找1921年的安庆秋天时,我虽然无法说清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仍然觉得自己的这种寻找,不仅有意思,而且意味深长。

这种意味深长,对于我,也许就在“找到”和“没有找到”的那个秋天之间――诡异弥漫着。

可以说,即便我在安庆城居住了几十年,熟悉今天安庆的秋天,并且熟悉今天安庆的秋天景色,但我不会说,我也熟悉1921年的安庆秋天。在我摇摇晃晃的内心深处,九十三年前的安庆城,就像是旧时光中的一座巨大迷宫,它没有路标,难以找到走进又走出的那条道路。而那个安庆的秋天,在我眼中也应该是蓝调的,它平心静气,而又激情荡漾,一直藏匿在郁达夫的《迷羊》、《秋柳》和《茫茫夜》的故事中,同时,却又向我这个寻找者,隐隐约约呈现着它想呈现出来的那部分。

我认真想过,或许那年安庆秋天的每一个细节,并不只属于郁达夫一个人的,它们也在我“找到”和“没有找到”的那个时间中,近在眼前,却又遥远地――以另一种形式,在他所讲述的那个A城中,慢慢地苏醒过来。

这些天,书桌上的这部上下两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名著・郁达夫卷》,已被我翻阅过多遍,有几天,甚或被我装进挎包里,陪伴着我,走遍了安庆大街小巷。

现在,我合上这本书吧,将它送到书架上。

(注:刊载于《安徽文学》2014年第7,《长航文艺》201411月号转载;《和郁达夫一起去寻找A城的秋天》获长江文联(作协)首届文艺奖文学创作成就奖及2014年度安徽省金穗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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