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朱光潜与新文化运动

江 飞

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大力引进西方文化的运动，是中国知识界先驱者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全面批判清理、重新估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运动。如何在新旧文化之间进行选择，成为摆在青年朱光潜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在考入香港大学之前，朱光潜的全部精力和兴趣都浸润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古代典籍之中，虽然他在私塾时就通过阅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而接触到西方学术和文化，但基本的价值取向此时尚未有变化，人生观也还尚未建立。而当他1918 年进入香港大学的时候，新文化运动已开始了两年多，在全国都已产生了广泛影响，香港大学虽然远离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但文化转型的激烈震荡同样强烈。一开始朱光潜便在《新青年》上读到胡适倡导白话文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但他并未觉察到新文化运动会对自己有何直接影响，可是不久便发现自己在“旧式教育”中形成的“固定观念”竟变成了攻击目标，尤其是安庆同乡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要推翻他自幼便烂熟于心的国文经典，甚至把他尊崇效法的“桐城派”大家（归有光、方苞、刘大?、姚鼐）归入十八妖魔之列，使其陷入愤懑和困惑之中。而帮助他渡过这次心理危机的恰恰又是香港大学的西式教育和科学训练，后来他痛定思痛地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这样说道“：现在先说一个同样重要的事件，那就是‘新文化运动’。大家都知道，新运动是对于传统的文化、伦理、政治、文学各方面的全面攻击。它的鼎盛时期正当我在香港读书的年代。那时我是处在怎样一个局面呢?我是旧式教育培养起来的，脑 里被旧教育所灌输的那些固定观念全是新文化运动的攻击目标。好比一个商人，库里藏着多年辛苦积蓄起来的一大堆钞票，方自以为富足，一夜睡过来，满市人都喧传那些钞票全不能兑现，一文不值。你想我心服不心服？尤其是文言文要改成白话文一点于我更有切肤之痛。当时许多遗老遗少都和我处在同样的境遇。他们咒骂过，我也跟着咒骂过。《新青年》发表的吴敬斋（笔者按：当为王敬轩，即钱玄同笔名）的那封信虽不是我写的，却大致能表现当时我的感想和情绪。但是我那时正开始研究西方学问。一点浅薄的科学训练使我看出新文化运动是必需的，经过一番剧烈的内心冲突，我终于受了它的洗礼。”（《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

如今我们已很难体会到朱光潜当时的那种“切肤之痛”“、剧烈的内心冲突”，但是，我们不难在字里行间觉察到他当时在新旧文化、文言与白话之间抉择的那种纠结，对他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观念的改变，更是转型时期必然遭遇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冲突。虽然他很快“转过弯来”，但对旧传统和文言古文的留恋却好像一位身在异乡的游子始终无法摆脱的“乡愁”一般，难以割舍。事实上，他终身都没有做出非此即彼的彻底抉择，而是采取了一种批判继承、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策略。比如，他此时一方面用白话文写作，发表了第一篇心理学论文《福鲁德的隐意识说与心理分析》以及美学处女作《无言之美》，另 一方面又与朋友一起赋古体诗言志酬唱，甚至直到晚年还为文言古文反复申辩，如在《作者自传》（1980）中，他 “自白”道：“写白话文时，我发现文言的修养也还有些用处，就连桐城派古文所要求的纯正简洁也还未可厚非。” 在他看来，文言和白话只是两种不同的文字工具，各有所长，都要服务于思想和感情的表现，关键在于作者要操控运用的能力，因此他主张白话文要继承文言文的遗产，还要适宜程度的欧化：这种中庸、实用却相对开放的态度无疑也是一种无法放弃的优秀传统。

朱光潜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之所以由咒骂变为认同，起关键作用的正是他在香港大学通过英式教育所获得的“一点浅薄的”“西方学问”和“科学训练”。也正因如此，在毕业前夕发表的《怎样改造学术界》一文中，他以嘲讽的语气批评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术界：“在这几年中无论到哪个地方去，总听见‘新文化运动’的呼声。连印刷局里‘新’‘、文化’‘、主义’一类的活 字也忙得没有吐气的功夫。在普通人看起来，都意味拿目前的学术界比较二十年前的学术界，虽没有大的实质进步，精神确已新得不少了。这些人乐观未免过度一点。平心静气的想一番，我们所谓新的大半还是材料，是形式，不是方法和精神。换句话说，我们不过 让旧精神披着新形式在新材料上面活动罢了。”在这里，远离京城的青年朱光潜没有像某些激进主义者那样赶新潮，唱赞歌，过度乐观，而是格外清醒地、直言不讳地指出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学术界最危险的通病所在――只关注材料形式的更新，而缺少新的方法和精神。就此而论，与其说他受了新文化的洗礼，不如说他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朱光潜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非 “西方中心主义”者，更非鼓吹“全盘西化”者，而是经由香港大学的英式教育，有意识地将蕴含西方文化精髓的“新的方法和精神”内化于心，以追求真理、科学创造为最高学术理想，又反过来求诸身外，将这种学术理想投射到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国内学界和学者之上。此外，他所提出的改造学术界的环境、培养改造环境的领袖人才等解决困难的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前瞻性，同样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和借鉴。